中評社香港10月8日電／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張智新7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首先，中日間巨大的經貿依存度將有效化解兩國間的“冷戰”衝動。……其次，中日間的敵意雖然覆蓋了從領土爭端到歷史問題的各個領域和層次，但有兩個作為冷戰必備特征的領域卻並不包含在內，即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立、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對立。
自從9月24日日本釋放在釣魚島海域扣押的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後，此次風波在中國國內掀起的波瀾漸趨平息，但在日本和歐美掀起的波瀾似乎一浪高過一浪。日本朝野和媒體輿論圍繞這一話題的言行迄今仍是層出不窮，始終占據各大媒體的顯要位置，批評民主黨當局舉措失當和中國反應過度的社論、評論、遊行、抗議接二連三。10月3日，美國《時代》周刊為此刊發署名漢娜.比奇的文章，更是直接以《亞洲的新冷戰》為題。
中日之間真的會如歐美輿論預測的那樣由此陷入長期冷戰嗎？
釣魚島風波貽害無窮
文章說，釣魚島問題對中日兩國的戰略意義，遠遠超出其自身所富蘊的自然資源。這種戰略意義在於它既是中日領海爭端走向的風向標，也是日俄、日韓間領土爭端的重要參照，還是中日兩國在東亞、亞洲乃至全球地緣定位的象徵指標參數。
有基於此，釣魚島爭端對中日來說目前注定是零和博弈，而且博弈結果還極易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導致兩國誰都在此問題上“輸不起”。
當然，囿於兩國相互依賴因素、美國因素等，兩國在此問題上也都“贏不了”，博弈結果必然是“雙輸”。
因此，此次釣魚島扣船風波既嚴重損害兩國政治互信——高層均嚴重懷疑對方發展中日友好的誠意和戰略堅定性，又嚴重激發兩國民眾間的相互厭棄心理——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繼2005年後再度泛濫肆虐，日本對華不信任度飆升至84%等均是明顯例證。
更為嚴重的是，經由此次風波，兩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均被置於兩國乃至全球輿論的放大鏡下，雙方的妥協回旋餘地大大縮小，今後的對峙、碰撞甚至局部衝突似乎都在所難免。而中國此次為就會漁船船長而採取的反制措施，級別迅速攀升至政府最高層，範圍迅速由政治擴展到經濟社會等廣泛領域，速度之快、力度之大、烈度之深，確乎讓日本乃至歐美大吃一驚，“中國威脅論”的預言一時間似已被自我實現。
從上述意義上講，西方懷疑“中日陷入亞洲新冷戰”似乎不無道理。
中日間不可能發生冷戰
文章說，但是，從微觀到宏觀，從經貿到地緣，無論何種意義上分析，中日均不會真的陷入所謂“亞洲新冷戰”。
首先，中日間巨大的經貿依存度將有效化解兩國間的“冷戰”衝動。2009年，儘管受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衝擊，中日雙邊貿易額下降13.6%，但中國仍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進口來源地，而且中國也已成為日本最大的債權國之一。日本雖然已被東盟（亞細安）超越，而降為中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但日本仍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和技術提供國。兩國經貿依存度雖然表面上正在朝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但中國經濟繼續健康發展須臾離不開日本仍是不爭的事實。畢竟，日本對中國經濟所具有的市場、資金、技術重要性並未降低，更不是可有可無。2001年小泉執政時期中日“政冷經熱”的事實早已證明了這一點，今後這一趨勢仍將不可更改。
其次，中日間的敵意雖然覆蓋了從領土爭端到歷史問題的各個領域和層次，但有兩個作為冷戰必備特征的領域卻並不包含在內，即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立、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對立。雖然日本不少民眾對中國的威權體制甚至共產制度不以為然，但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感並非源於意識形態的另類，實用主義政治文化更使得日本已然喪失了反共產主義的使命感。文化與價值觀上則由於兩國同屬儒家文化圈影響範圍，雖然現實需要使其相互鄙視，但骨子里仍高度重視、受用並學習對方。以美國為標誌的西方文化對兩國均是又愛又恨、欲拒還迎的矛盾心態。這兩個方面的相似和連接，是中日無法陷入新冷戰的最深層原因。
中美關係決定中日關係
再次，中日即使存在所謂“亞洲新冷戰”危險，那麼這種“冷戰”也勢必是“中美新冷戰”的內在一環或者前沿陣地。
但是，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儘管彼此都有視對方為對手的本能意識和路徑依賴，卻都沒有掀起冷戰的雄心和信心。相反，倒是都有避免陷入冷戰的強烈自覺和主動意識。深陷一場危機、兩場戰爭的美國固然無心、無力和中國陷入新冷戰，即使步步崛起的中國，儘管2010年先有抗議美韓黃海軍演後有釣魚島強硬，“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看似有所動搖，但須知其既深知前蘇聯陷入冷戰導致覆滅的慘痛教訓，又具有反對冷戰、融入世界的決策高層人士、各種智庫以及深厚民意基礎。對日抑或對美的強硬個案雖然會增多，但冷戰的戰略方略永遠不可能登堂入室。
文章說，綜上所述，中日關係雖然因釣魚島風波而遭遇暫時困難，但兩國均有盡快走出陰霾重返陽光的強烈需要，所謂“新冷戰”之說，要麼是危言聳聽、嘩眾取寵，要麼是別有用心、煽風點火，實在不堪一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