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9日電／《半月談》看文指出，“十二五”期間，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新階段改革發展全局對政府轉型的依賴性全面增強。文章說，“十二五”要以政府轉型為主線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權力運作方式、利益配置結構、責任和義務等明確下來，逐漸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進一步制度化。全文如下：
“十一五”改革發展成果突出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簡稱“中改院”）最近開展的專家問卷調查顯示，79.10%的專家認為“十一五”改革取得了一定進展，56.78%的專家認為在局部領域有所突破。
“十一五”時期，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各種重大挑戰，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國各地區各部門積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地實施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一攬子計劃，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國民經濟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投資消費增長趨於協調，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節能減排和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改革開放積極推進，就業持續增加，人民生活進一步改善，經濟社會發展態勢總體良好。
“十一五”時期，我國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均取得突破進展，反金融危機取得明顯效果，單項改革有明顯突破。特別是農村改革使農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務改革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設得到各級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十一五”時期被譽為“民生五年”。
部分改革仍進展緩慢
儘管“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但制約經濟平穩運行的矛盾和問題還不少。在一些領域改革進展仍然緩慢，改革任務仍十分艱巨。因此，必須冷靜觀察、科學判斷、未雨綢繆、把握時機。
例如，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仍沒有得到扭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所強化，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步履緩慢。主要表現在結構性問題突出，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尤其是在反危機的特定時期，以投資為重點的刺激政策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客觀上導致發展對改革的依賴程度在下降，制度變革促進發展的空間在壓縮，包括投資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沒有明顯改善。
總體而言，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有實質性改變。根本原因在於地方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例如，以追求經濟總量為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發展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特點，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等等。在內外發展條件急劇變化的背景下，“十二五”發展方式轉型與變革的任務更加艱巨。
在部分領域改革取得突破進展的同時，一些涉及多部門的綜合性改革成效不大。例如，壟斷行業改革滯後；財稅體制改革未能如期啟動，積弊日增。另外，行政體制改革滯後，尚未有大的突破。大部門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還處於職能調整的階段，中央與地方關係仍未得到理順，創新體制的運行效率並未有明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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