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志強分析了制約中小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二是中小企業負擔依然較重、工資制度尚不完善。三是經營管理境況不佳，普遍競爭壓力大、抗風險能力弱、生存周期短、利潤空間低。四是工會商會建設滯後。
改革需要魄力。盧志強提出建議，通過完善制度保障提薪，分區域、按行業建立最低工資指導線制度，普遍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通過企業轉型升級帶動提薪；通過擴大就業拉動提薪，降低創業門檻，探索建立創業風險補償機制；通過減稅清費支持提薪，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進一步清理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切實減輕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的負擔。
社會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調節器”、“社會發展的穩定器”。“近年來，國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十二五’期間還應該著力改善農村民生。”陳錫文委員代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發言時說，目前，發展農村公共文化、促進農村義務教育、加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重要制度都已經建設起來，“十二五”期間要在完善體制、提高標準、推動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等方面加大力度，逐步實現這些方面的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
陳錫文還提出，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地擴大覆蓋面，盡快實現廣大農民老有所養的期盼，為逐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打下基礎。
“調高”不是簡單的“劫富濟貧”
一個國家的發展，公正和效率是永恒的主題。激發社會的創造力，才能提高國家發展的活力。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才能使國家保持和諧穩定的發展。分配公平正是維護社會公正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於收入分配的“高低調節”，任啟興委員認為，對於通過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高收入者，在對其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護的同時，必須進行必要的調節。
任啟興表示，“調高”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劫富濟貧”，更不是“均貧富”。而是要通過稅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體的一部分財富交給國家，用於二次分配，推進分配公平。
對於調節過高收入，任啟興建議，要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將高收入者的重要來源——財產轉讓、贈與、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納入個稅征管對象。對不同地區、不同收入階層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的設定應做到區別對待，不能“一刀切”，以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
同時，任啟興也為調整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係開出了“藥方”：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步伐，進一步打破壟斷，放寬准入領域，引入競爭，減少壟斷對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調整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係，建立國有資產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於國、於民，讓國有企業利潤通過適當的方式體現全民共享，不能任其自肥。
任啟興還提出，要從制度上嚴厲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他說，群眾對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見，並不是對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見，而主要是對通過違規、違法行為獲得巨額財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強烈不滿，對這些非法收入要堅決打擊。應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內幕交易、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切斷違法違規收入渠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