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第二輪戰略對立是在天安艦事件發生後，兩國在朝鮮問題上的鴻溝更大了，分歧嚴重。尤其是5月20日，韓國政府發表了報告後，中美在中國的周邊海岸出現了嚴重的戰略對立。從日本海、黃海、到南海都有衝突，特別是南海，希拉里.克林頓在河內發表了干預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南海問題的演說，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在3個半月的時間裡，從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到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副助理多尼隆訪華，可以說，中美進入了較嚴重的戰略對立階段。
從理論上講，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實行的是全方位外交，所以跟美國的關係轉冷之後，會本能地尋求國際社會中的朋友，然而，實際上，我們跟歐洲的關係至少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是比較冷的，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尖銳分歧更加突出了這一點；中韓關係由於朝鮮問題至少是從政治上從來沒有很接近過；與日本的關係本來有一個機會窗口，那就是民主黨的鳩山內閣，但是鳩山內閣自己也沒有一個路線圖，所以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中日關係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再看中國跟東南亞的關係，雖然在南海問題上有爭端，但基本上是潛在的，特別是十六大提出了“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指導方針之後，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進步很大，然而在過去的兩三年中，並沒有再上一層樓，而且從布什第二任期開始，美國重返亞洲，越來越努力在亞洲擴大影響。
此外，還有一個大的背景，奧巴馬一上台的友好態度讓我們感到開局順利，之後奧巴馬在演講中又說，中美關係是21 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且當時的全球經濟都在衰退，唯獨中國，幾乎一度成了全球唯一的經濟火車頭，也許正因如此，中國外交開始進一步提升對美國的重視程度，投入的精力和時間比以前占的比例更大，而對周邊外交的精力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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