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8日電／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樊綱3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中國剛出台的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讓它趕上中國的GDP增長率。原因很簡單：在過去10多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增長比GDP的增長緩慢許多，使它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小。
文章說，這種趨勢造成了許多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增長緩慢的家庭收入抑制了私人消費，雖然市場有能力製造更多的消費品。它也促使公司的儲蓄上升，因為公司收益的增長比家庭收入的增長快（也比總體的GDP增長快）。當公司把儲蓄重新投資於其他領域時，可能反過來會導致更大的投資或資產泡沫。此外，很明顯的，滯後的家庭收入也是中國出現貿易順差的一個原因，低水平的國內消費使得中國的出口多於進口。
中國與GDP不成比例的低家庭收入，尤其是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還帶來許多其他問題。的確，並不是所有的中國“家庭”都從快速增長的GDP中獲得同等程度的好處。一些社會群體，如技工、工程師及金融業的職員等的工資大幅增長。都市人——有城市戶籍的人——因為從政府的教育體系和社保體系獲益，收入也增加了。此外，隨著公司利潤的增長。那些通過某種方式可以分享資本收益的人，收入的增長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如民工和農民，情況卻差得多。前者的年收入（包括附加福利補貼）為2000美元；後者的年收入則可能只有前者的一半。他們以大致相同的比例構成了低收入工作者，總數占全國勞動人口的65－70%。他們的平均收入是增加了，但速度遠比過去20年8－10%的GDP年增長率來得慢。
因此，新五年計劃的目標因而是對這些社會差距，也是國家當務之急宣戰的政策宣言。這些差距當初為什麼會出現呢？
文章說，三十年前，80%的中國勞動力由農民組成。這個比例現在雖然下降到約30%，但是比起城市和工業化地區，鄉村的教育一直面對資金匱乏及人力資源不足的困擾。這逐漸擴大了享有優越待遇的城市居民與農村貧困人口之間的差距。地理上的差異及政府的社會政策一直有利於城市和工業領域，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政府的干預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但最根本的問題是發展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讓人人都能享有教育和工資較高的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期間，一些人會率先致富，這就意味著其他人會相對滯後。
三十年的飛快發展只讓中國一半的農民（2億左右）轉入工業或服務業領域，讓他們的工資倍增。但起碼還有1億5000萬農民仍在進入勞動市場，爭奪薪金較高的工作。
老一代的農民可能會留在家中堅守崗位，但年輕一代的農民將繼續離開農田。這造成了似乎無限量的勞動力供應，進而壓低了所有工業和服務業中低教育職工的工資。結果，幾乎70%的勞動力的工資，不能以同勞動生產力增長的同樣速度增長，平均家庭收入也不能跟上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中國擁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這種趨勢不會在短期內扭轉。其實，情況可能會在接下來的10年或20年內繼續惡化。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進行干預。近年來，中央政府增加了農村義務教育和扶貧的支出。地方政府也修改法規，在所有的30個省分中把最低工資提高20－30%。
政府計劃於未來5年在這方面加大努力。社保體系將會擴大以覆蓋所有的工人和農民。財政和稅收改革會加快，把更多的企業收入轉移到家庭和公共預算，以便提供更多的社會計劃項目，包括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還有為剛離開農村的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務。
但所有這些措施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政府計劃最多只能防止最壞情形的出現。在農民只占勞動力2%的發達國家，或者在一個低收入人群只占總人口10%的國家，政府的補貼可能可以（暫時）糾正收入差距。但中國的農民占了勞動力的30－35%，70%的人口屬於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只能發揮有限的作用。
文章說，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社會福利計劃是經濟增長這句古老格言顯得更加適當。二十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間在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及最近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讓社會計劃項目過度承擔重新分配收入的角色，可能會導致巨大的財政赤字、債務危機、惡性通貨膨脹、或金融危機，最終導致收入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
在未來的20－40年間，中國必須牢記這些經驗和教訓。事實上，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崗位的創造，是讓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永久脫貧的唯一可行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