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非難人民幣匯率：或許醉翁之意不在酒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一度成為我們的信條，並成為某一段階段的時代精神。但這種很容易在國內獲得市場的非理性精神，卻很容易被利用。餘永定研究員2006年接受採訪時曾指出了這種危險。美國事業研究所（AEI）是美國最著名的智庫之一，高級研究員斯瓦格爾(PhillipL.Swagel)，在2008年前後，他還曾在前任的布什政府中，出任財政部負責經濟政策的副部長。他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請注意這裡的時間順序）中分析道：“不要指望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就業。人民幣低估確實造成失業，但那是馬來西亞、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國家的失業。如果中國的出口減速，美國就要從那些國家進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造成短期痛苦，為什麼還要逼中國升值呢？決策者當然懂得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他們肯定也知道，大張旗鼓地公開施壓只能使中國更難於採取行動。但這會不會恰恰是問題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會確信，壓中國升值並不是屈服於被誤導了的政治壓力的結果，而是一種策略。其目的是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基礎上，延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巨大好處。當然，這一切也可能是無意的。但是，不管動機如何，美國行政當局找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辦法，得以使美國的好日子延續下去。”
鑒於斯瓦格爾的身份非常微妙，假設他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政府的用意；而與此同時，中國如堅持了“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那麼事情的結果只有兩個：第一個結果，人民幣匯率頂住了升值壓力，而“美國行政當局找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辦法，得以使美國的好日子延續下去”。第二個結果，人民幣匯率水平大體維持不變，匯率升值壓力轉嫁到其他領域；而在這盤圍棋當中，匯率之爭將淪為美國手中的“劫材”。因此，應警惕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的做法，避免“為了反對而反對”。與此同時，中國更需要理性的判斷標準，用真正獨立思考的精神去判斷一件事情的利弊，從而決定當前的政策選擇。
目前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過高，這種經濟結構是不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的，尤其在國際貿易、匯率衝突的背景下這個問題將更為嚴重。具體而言，2008年中國出口占GDP比例高達33.4%，而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比例分別為13%和17%，德國的比例雖然較高，但其出口主要集中在歐元區內。從全球順差的分布來看，中國經常項目的順差占到整體的26%，比同期德、日兩國占比之和還高了2個百分點。因此，從長期來看，中國應調整經濟結構，建設國內統一的大市場體系，減少對出口市場的依賴性。而從短期來看，中國應該排除國外政治因素的干擾，積極、穩妥推進匯率制度的改革，將短期政策協調與長期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對話與協調，獲得國際社會的諒解和支持；同時在根本原則上堅守自己的立場，並對可能的威脅要予以有效的反制，並且要讓衝突各方對後果有清醒的認識。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