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說：“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這“猴氣”，在生活上可以理解為厭惡和極力掙脫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的習性，表現為隨性和浪漫等。
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這三位科學家，他們既是“中國科學界的標桿”，又是三位紅色科學家。其中，李四光、錢學森是新中國成立後回國的，竺可楨則是滄桑鼎革之際毅然留下來的。隨後，他們都擔任了新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領導工作，生前都得到過毛澤東的多次接見。
新中國兩代科學家的典型代表
毛澤東對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這三位科學家十分關切。尤其是李四光，他所從事的工作是石油勘探、製造原子彈的鈾礦石的勘探、地震預報等，毛澤東稱他為“李四老”，還曾邀請他到中南海懷仁堂一起觀看豫劇《朝陽溝》。1969年5月19日，毛澤東和李四光單獨談話，話題涉及宇宙數億萬年間的事情——天體、地球以及生命的起源等，在談到太陽係的起源問題時，毛澤東說：“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論還有點道理。”他還說自己很想看看李四光寫的書，希望李四光找幾本書給他，並請李四光幫他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當時，李四光問：“主席想要讀哪些方面的資料呢？”毛澤東隨即用手在面前畫了一個大圈，說：“我就要你研究範圍裡的資料。”後來，李四光就把自己寫的《地質力學概論》、《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些什麼？》等，以及老地理學家章鴻釗的著作《石雅》，一並呈送給毛澤東。為了節省毛澤東的時間和精力，李四光非常仔細地整理了一份資料，其中融合了地質學說中各種學派的觀點以及自己的評論。在此基礎上，李四光一連寫了7本書。李四光每寫完一本，便叫秘書馬上送到印刷廠去用大字排版，親自校對，然後呈送給毛澤東。這就是197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一書，它也是李四光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錢學森是新中國的“兩彈元勳”之一。他曾是毛澤東身邊的“第一貴賓”。1956年2月1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全國政協委員，在審看宴會來賓名單時，毛澤東用紅鉛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37桌勾到了第1桌，特別安排錢學森和自己坐在一起。毛澤東對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等十分感興趣，稱錢學森是“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周恩來抱病從北京飛到湖南長沙向病中的毛澤東請示工作，當時周恩來遞交給毛澤東一份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毛澤東說：“不看了，但是我想起兩個人，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侯寶林，請你查查人大代表裡有沒有。如果沒有，就把他們補上。”錢學森後來回憶自己和毛澤東的交往時說：“在1956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毛主席第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教導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東西，總是在同舊的、衰亡著的東西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並要我培養一些青年科技人員。在這年毛主席主持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親臨中國科學院科學成果展覽會，毛主席第3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楨同志和我。這是我第4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鬥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
至於竺可楨，就在1964年毛澤東在臥室約見他的前一年，1963年第5期的《人民畫報》封面上，便是一幅竺可楨翻閱地圖的大照片。《人民畫報》封面刊登大幅的人物照片，又是一位老科學家，這在當年是非同尋常的。
無疑，三位科學家的業績，是中國石油、國防、農業等事業的集中體現，而李四光、錢學森、竺可楨又正是新中國兩代科學家的典型代表，毛澤東選定他們並與之會見和會談，顯然也是有他自己的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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