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代表突然離去，大會總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戲劇性的是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馬爾托夫的！
還有一名代表臨時改變態度。
列寧的票數由23票上升到24票，馬爾托夫則由28票跌到20票；列寧立即獲得24票對20票的堅定多數。
大會進程瞬間發生的逆轉，是歷史性的逆轉。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列寧的二十四人集團”控制了大會。
大會之後，列寧一派把自己稱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把馬爾托夫一派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四票之差，兩個驚動全世界的政治派別就此產生。各種語言的辭典都不得不根據翻譯音，增添上兩個嶄新的政治名詞。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寫。
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形成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崩得”，來自猶太語Bund，即“聯盟”之意；全稱“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它是俄國早期宣傳馬克思學說的最大的工人組織。馬爾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組織的領導成員。1900年，一個叫米哈依爾？馬科維奇？格魯森伯格的16歲猶太青年加入該組織。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產生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那一年，19歲的格魯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寧的布爾什維克。
格魯森伯格就是鮑羅庭。
鮑羅庭是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介紹給孫中山的。
孫中山說他見過的共產國際人員中，印象最深、最為欽佩的人物，就是鮑羅庭。他稱鮑羅庭為“無與倫比的人”。
加拉罕沒有叫鮑羅庭去改造國民黨。鮑羅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國幹的第一件、也是後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對國民黨的改造。
鮑羅庭之前，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理論上都無法算作一個政黨。它沒有綱領，沒有組織，沒有章程，沒有選舉，也沒有定期會議，連有多少黨員也是一筆糊塗賬。據說有30000，注册的卻只有3000。交納黨費又是6000。入黨要打手模向孫中山個人效忠，但連孫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黨員”，這些黨員又都是誰。
鮑羅庭告訴孫中山，作為有組織的力量，國民黨並不存在。
孫中山大為震動。此前沒有人對他說過這種話。他已經在著手準備對國民黨實行改造。《中國國民黨黨綱》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畢。但以前孫中山多次依靠本黨力量改組黨，皆收效甚微。這一回他看好了鮑羅庭。他對鮑羅庭說，老黨員不行了，新黨員還可以。孫中山下決心“以俄為師”，依靠鮑羅庭，運用蘇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經驗，改造國民黨。
鮑羅庭像一部精細嚴密不知疲倦的機器那樣高速運轉起來。他嚴格按照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依靠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黨開始了徹底改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份至關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鮑羅庭親自起草、中共黨人瞿秋白翻譯、國民黨人汪精衛潤色的。
鮑羅庭死去近40年後，台灣的李登輝成為國民黨主席。西方資深評論家稱李登輝使國民黨徹底摒棄了列寧的建黨模式。我們很多人聽到後頗為吃驚。他們從來就不知道，幾十年來天天喊“打倒共產黨”的國民黨，竟也用了列寧的模式建黨。
見過鮑羅庭的人都對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銳，思想深刻，而且極富個人吸引力。他講話時手不離煙鬥，對任何事物都極其敏感，不管面對什麼樣的記者，都能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將他們征服。只要他一出現，就能控制住在場的人，成為他們的中心。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說，鮑羅庭能夠看到局部現象的歷史意義，能夠從一系列廣泛的、相互交錯關聯的事件中綜合出局勢的發展趨向，而別人在這些事件面前卻只能感到眼花繚亂。
這正是他最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國的傳統、習慣和禮節。他的房間不掛列寧像，只掛孫中山像。凡與他接觸的人，都對他的非凡氣質和征服聽眾的能力長久不忘。他協調不同派系的能力極強。只要他在，廣州的各種勢力基本都能相安無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願意找他商量解決，他也總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辦法，讓人滿意而去。時間一長，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個人來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以在鮑公館一坐為榮。
鮑羅庭給廣州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他的風格深深感染了周圍聽眾。他的名聲傳遍了遠東地區。革命者稱他為廣州的“列寧”。上海租界則說他是“紅色首都”的“紅色猛獸”。西方評論家則說他正在廣東重複俄國革命的歷史。
連宋美齡也為鮑羅庭的個人風采所傾倒。
她後來回憶說，鮑羅庭站在聽眾中間仿佛鶴立雞群，他一進屋，你就能聽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講英語不帶俄語口音，很接近美國中部方言。
後來蔣介石翻了臉，全國通緝捉拿鮑羅庭，宋美齡仍然說，鮑羅庭是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
周恩來也有著鮑羅庭的風範。
表現出的遇事冷靜、對棘手問題不動聲色的沉著、待人接物的細致周全、迅速行動能力與長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見各異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無巨細每每親自辦理的工作風格，與當年鮑羅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鮑羅庭，在孫中山去世後卻被蔣介石弄花了眼。
當時蔣介石要想成為強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個障礙： 軍事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長廖仲愷。從一般規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當天，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庭。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裡，鮑羅庭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庭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座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 將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裡源源而出。鮑羅庭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 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庭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長，惟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魔瓶最先被鮑羅庭開啟。
其實此前鮑羅庭就看好了蔣介石，為此和總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發生了很大分歧。
加倫認為應該用許崇智，培植與黃埔並行的軍事力量，不能以某個人或某一派系為中心，以防患於未然。鮑羅庭卻認為許崇智的粵軍為舊軍隊，不堪大任；蔣介石的黃埔新軍有主義為基礎，頗具革命性質，可當大任。7月國民政府成立， 加倫再提出要防止軍事獨裁，主張建立軍事委員會制度，以許崇智為軍事首腦；鮑羅庭不同意，支持蔣介石。兩人分歧日趨嚴重，只有莫斯科出來裁決。
加倫將軍不知道，1905年在芬蘭塔墨爾福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上，鮑羅庭就認識了比他大五歲的斯大林。當時斯大林還是一個叫柯巴？伊萬諾維奇？朱加施維裡的格魯吉亞青年，與來自拉脫維亞的鮑羅庭一樣，頭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
裁決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加倫將軍被調離廣東。
斯大林對蔣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鮑羅庭的影響。
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提出了頗含政治意義的考慮，而政治顧問鮑羅庭卻在關鍵時刻被蔣介石的軍事才能蒙蔽，陷入了個人政治視野的盲區。他親自把極大的權力交到蔣介石手裡。
應了中國那句老話：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這一失失得太大、太關鍵了，以至以前導致其成功的“千慮”最終被毀於這“一失”。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做了充分準備。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軍事機器立即開動，首先針對幾番壓制他的許崇智。
利用廖仲愷被刺案，蔣介石指揮軍隊包圍了許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許崇智傖徨逃往上海。
然後就是胡漢民。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胡漢民先被拘留審查，後被迫出使蘇聯。
廖仲愷則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處理，蔣介石一石三鳥。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半年以後鮑羅庭才明白自己打開了魔瓶。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了。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鮑羅庭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黨同時發生，而且互為因果。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裡，事後從那裡發指示”；他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孫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討論“容共問題”，鮑羅庭竟然向孫中山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控制中國共產黨。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毫不客氣地致電鮑羅庭：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三、責成我們的同志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這個決定傳到廣州為時已晚。
會議上鮑羅庭和瞿秋白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像征性辯解之後，贊同成立國際委員會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該決議要求共產黨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陳獨秀得知此結果後極為憤怒，接連幾次上書共產國際，表示堅決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強烈譴責並抵制鮑羅庭的妥協政策，特別是對其不同中共中央討論“單獨行事”，表示“非常不滿”，要求共產國際警告鮑羅庭，並告之其無權領導廣東地區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但鮑羅庭在斯大林那裡如日中天，共產國際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廣州的蘇聯顧問也不完全同意鮑羅庭重國民黨輕共產黨的態度。續加侖之後擔任總軍事顧問的季山嘉就說：＂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政治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趕走了加侖的鮑羅庭又開始反對季山嘉。他說：“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難以想像的複雜的陰謀勾當”，為此“需要玩弄權術”；鮑羅庭認為1926年初廣州的革命形勢是他個人以蘇聯軍事援助為釣餌、依靠蔣介石和汪精衛的軍政力量、在國民黨上層＂玩弄權術＂的結果；並且以為自己完全控制了廣州的局勢。
1926年2月，鮑羅庭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為團長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洋洋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麼，一旦我們提出什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
在鮑羅庭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他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後，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 前台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台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庭，和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黨。
下一個將是中山艦事件，又是一石三鳥。蔣介石將這後一個一石三鳥推了7個月。國民黨被鮑羅庭由一個鬆散的組織造就為一個虎虎有生氣的組織，在這個組織的全部力量轉到自己門下之前，他還需要鮑羅庭的力量和影響。鮑羅庭的話在汪、蔣、鮑三人之中，仍然起決定作用。西山會議派攻擊他將鮑羅庭“禀為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於鮑”，“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概由鮑召集於其私寓，儼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說作為總司令，只有法國福煦元帥的地位可同鮑羅庭相比。他反覆引用孫中山曾說過的話： 鮑羅庭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因此，追隨鮑羅庭就是追隨孫中山。他相當客觀地把他的擢升歸於鮑羅庭的政治提拔及俄國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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