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4日電／環球時報刊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鋒的文章指出，今年以來，東亞地區安全局勢出現了一系列新形勢和新特點。地區安全格局出現了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調整”，東亞區域安全構造的轉型進入了加速期。
文章說，後冷戰時代，東亞安全架構是一個強化美國主導地位、兼容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保持地區熱點問題現狀的發展模式。然而，近10年東亞隨著全球政治與經濟形勢的變遷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印韓等國持續的經濟崛起，全球經濟權力的重心正在向東亞轉移。地區安全的結構性調整成為大勢所趨，這一調整的核心，是在東亞日益成為全球經濟“權力場”後，各主要大國如何來重新規劃在東亞的戰略利益。
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權力變更”首先不是政策和戰略上的變化，而是微妙複雜的心態、知覺和認知上的變化。中國周邊大部分中小國家，如日本、韓國和部分東盟國家擔心中國崛起之後會實行擴張性政策，開始轉而通過加強與美國的軍事與防務合作和增加自己的軍費和防務開支，來牽制和防範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觀念上更容易接受，“中國因素”卻常常缺乏“親近感”和“不確定性”，而在後冷戰時代上升為了地區安全最主要的防範對象。
其次，中國和主要大國的戰略競爭開始明顯擴展到海軍力量、海洋影響力以及海洋勢力範圍等一系列的新問題。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黃海軍演爭議還是中日東海及釣魚島衝突，海洋問題爭議背後的實質關注點不僅是領土、資源的競爭，更是對未來以海上實力、海洋權利、海軍建設為代表的遠距離力量投送能力的關注。中國海軍力量建設和戰略走向成了大國競爭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人危言聳聽地認為，東亞已經開始進入新的海上勢力範圍劃分的地緣戰略競爭時代。
第三、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高調宣示美國的軍事力量優勢和軍事同盟的首要地位，為了“打壓”中國和確保美國的區域領袖地位，過多地使用了聯合軍演、提升軍力部署和擴展軍事與防衛合作等戰略性強勢做法。這不僅加大了區域緊張氣氛，也讓東亞安全環境中對抗的因素抬升。
第四、圍繞著“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所發生的朝韓對峙已經使得半島局勢急劇惡化，遲遲無法得以解決的朝核危機再度爆發，解決朝核問題的多邊外交進程空前低迷。如果半島局勢無法得以有效的控制，不僅朝韓將爆發戰火，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甚至圍繞著半島局勢問題可能出現新的分裂。一旦朝鮮半島再度出現局部軍事摩擦，即便不是全面戰爭，日本也很可能借機大規模重振軍備，美日韓軍事同盟甚至將迅速出現“多邊化”的發展趨勢。
東亞安全局勢出現上述戰略性、甚至歷史性變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原因來說，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地區權力和財富結構的變化、即“權力變更”是最主要的原因。地區中小國家對中國政策動向的防範和警惕明顯提高，不僅為美國 “重返亞洲戰略”提供了外交和戰略空間，也為區域內部分國家針對中國的安全政策調整帶來了需求。
從主觀角度來說，我們自身缺乏客觀、清晰與連貫的外交戰略，是當前導致中國在區域安全格局中面臨被動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對不斷變化的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智力儲備、心態的準備和政策更新都不足。其次，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助長了盲目樂觀主義。不少人簡單地認為中國GDP第二，就是中國在世界權力結構中的地位“第二”、影響力第二和大國地位第二，這種認識既誤導公共輿論、更誤導政策辯論。第三、我們對於中國周邊安全局勢的微妙變化與動態發展，缺乏及時和敏銳的跟蹤與反應。
筆者認為，把握好東亞安全戰略局勢的未來趨勢、化解這一波東亞區域安全格局重組進程中的被動局面，說到底，是要繼續重視、穩定和推進中美關係的發展。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戰略基本成型，其核心既是為了多方面利用地區政治中的“中國因素”、鞏固美國在亞洲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又是“探尋”有效的新方法來對付中國經濟影響力的擴大，避免中國“排擠”美國。目前美國“重返東亞戰略”同區域內國家進行的防衛與外交政策調整“高度共鳴”。2010年中美關係的緊張與美國東亞外交“側重區域”、而不是“側重中國”的姿態調整有著重要聯繫。這一結果也必然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