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低迷財政政策受限
好消息不斷，壞消息也不少。實體經濟儘管在回暖，但是步履維艱。2009年第四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不變價）同比增長率高達5%，隨後就出現了連續兩個季度的大幅回落，2010年第二季度一度降至1.7%、第三季度也只有2.5%。在歐盟內部，保加利亞、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冰島、克羅地亞等八個國家2010年仍將出現GDP負增長，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大國的GDP增長率將達不到2%。更令人頭痛的，是所謂“無就業的復甦”。今年11月，美國失業率出現進一步惡化，已經達到4月以來的最高水平——9.8%；製造業連續第四個月削減就業崗位，建築業和政府機構也在裁員。歐洲的失業人數也居高不下，今年2月以來一直高於2300萬人。勞動力市場的窘境，一方面反映了低迷的投資需求，沒有投資也就難以增加勞動力需求，使得失業問題難以解決；另一方面制約了消費需求，沒有就業何談收入，沒有收入何談消費，沒有消費何以消化舊的投資、何以拉動新的投資？惡性循環似乎難以打破。
於是，或是主動選擇，或是迫不得已，各國的宏觀政策出手了。根據宏觀經濟學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在治理經濟過熱時，財政政策無效、貨幣政策有效，因為政府無法通過增加稅收、減少開支來壓縮民間過於旺盛的需求，而通過加息等方式收緊銀根則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在應對經濟蕭條時，財政政策有效、貨幣政策無效，因為利率即便降到零，人們也不敢增加消費、擴大投資，而財政政策可以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興辦公共工程等領域，從而刺激投資、保障就業、促進消費。
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之時，主要國家和地區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財政救助計劃，正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現實版本。可是，在發達國家現行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下，財政政策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用我們的話說，財政政策不能太“積極”。奧巴馬政府在履新伊始就高調宣布將兌現競選承諾，在第一個任期之內要將財政赤字減少一半，這與財政政策應有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歐盟國家受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約束，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3%、債務餘額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60%，本來擴張幅度就有限，更有幾個已經越過“雷池”的國家拖累，以及不斷爆發的主權債務危機，財政政策不僅不能“積極”，反而還得更加“消極”。
美聯儲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一方面出於配合財政政策、保障流動性充裕的需要，另一方面“得益於”財政政策受到限制而不得不出手的呼聲，貨幣政策粉墨登場了。美聯儲“量化寬鬆”了，本幣盯住美元的國家也必須對等地寬鬆，以保持匯價的穩定；沒有盯住美元的國家也不能無所作為，倘若不跟著寬鬆，美元貶值將導致它們的出口更加困難。美聯儲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各主要國家紛紛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寬鬆的貨幣政策取向。
前面已經說到，貨幣政策的長處在於緩解過熱，並不能很好地拉升實體經濟的需求。中央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又往往帶有乘數效應。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言：“貨幣會創造貨幣，被貨幣創造出來的貨幣則創造出更多的貨幣。”貨幣政策的擴張，給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後者總要有個去處。
流向哪里比較好呢？馬克思早就引用托.登寧的話說：“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轉換成現代經濟學的語言，資本將權衡風險和收益，流向既定收益下風險最小，或者說是既定風險下收益最大的領域。
貨幣不是資本，可各國央行注入市場的貨幣絕大部分都搖身一變成了金融資本。我們不清楚它們是否“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肮臟的東西”，可我們確定它們中的每一塊錢都流著口水，貪婪地尋找著低風險、高回報的機會。實體經濟需求有限，投資石油和股票的前景也就有限。在外匯市場，美元貶值風險昭然若揭，歐元、英鎊、日元也有風險，似乎只有人民幣風險較小，卻不能在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只有貴金屬，尤其是黃金，漲價空間大且價格波動小，無怪乎各路資金蜂擁而至，金價也就順勢瘋狂了——既超過了油價和股價的漲幅，又出現了以各主要貨幣標注價格的普遍上揚。
實體經濟需求低迷，是此輪黃金價格狂升的決定性基礎，財政政策受限是重要條件，貨幣的大量投放是直接推手。
金價的狂升給黃金投資者帶來了一陣陣歡笑，卻掩飾不住世界經濟走上崎嶇復甦之路的艱辛淚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