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終結，懸掛在東亞盟國頭上巨大的戰爭威脅消失，加之盟國經濟實力壯大，自主意識和獨立性增強，美國在戰後建立的與盟國之間的等級秩序開始瓦解。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就開始對美國說“不”。韓國要求收回掌握在美國手上的軍隊指揮權。大西洋另一側的歐洲盟國也出現離心傾向，科索沃戰爭後期就和美國拉開距離。伊拉克戰爭時間，除了英國外，德、法等盟國更是公開拒絕追隨美國對伊動武。這一切充分表明，美國的號召力和領導力已大打折扣。儘管經過小布什後期和奧巴馬的調整，美歐關係又重歸於好，但兩極崩潰所帶來的結構性約束消失對美國維持聯盟還是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消失，加上盟國自身實力增強，美國已無法對盟國頤指氣使，無法用強力維持聯盟，只能採取“鼓勵”與“勸說”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維持聯盟、獎勵盟國的代價與成本大大提高。由於自身國力下降，美國又不能像在冷戰期間那樣開出優惠條件獎勵盟國。因此，在既缺乏對盟國行之有效的施壓工具，又沒有足夠的能力獎勵盟國的情況下，美國深感維持霸權力不從心。為打破維持霸權與國力下降的困境，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和代價維繫霸權，最具效益的方法就是重新尋找一個強大的對手，增加盟國的危機感、被威脅感，從而主動匯聚到美國旗下，維護美國的霸權戰略。
環視全球，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無疑是亞太地區，而發展勢頭最強勁的國家首推中國。美國要實現其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必然要借助中國周邊地區傳統盟國和新夥伴國的力量。但這些國家均有本國的現實利益需求，它們在經濟發展方面有賴於中國的市場，不會心甘情願地被美國牽著鼻子走。於是，美國就蓄意在亞太地區渲染、誇大安全威脅，不顧中國整體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有30－50年差距的客觀現實，利用相關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心理和陸、海權益爭端，竭力向相關國家兜售所謂“中國威脅論”，人為製造緊張氣氛，從而使中國周邊國家服務於其遏制中國的戰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