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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萬名英國大學生、教師11月10日在倫敦遊行，抗議政府大幅上調大學學費上限。 |
中評社台北1月2日電／中國時報今天刊登記者觀察文章，指出二○一○年只是挑戰的開端，二○一一年才是歐洲真正面臨劇變的一年。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二○一○年的最後一天，走在倫敦街頭，一個坐在路邊行乞的年輕遊民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手上拿著一本書專注的閱讀著，似乎完全無視於面前熙來攘往的人潮。我駐足停下，沒給他錢，但也沒勇氣上前詢問：“如果你識字，有空坐在這裡看書，為什麼不去找工作呢？”
我怕他會回答：“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試著努力找過工作？”
一個從西班牙採訪回來的歐洲同業說，他在馬德里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潮中，也看到一邊排隊，一邊看書的年輕人，“隊伍中有很多年輕、聰明的面孔”，從那些一大清早站在寒風中拿著書排隊等待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年輕面孔中，“我突然覺得自己看到了歐洲失落的一代”。
什麼是失落一代？我們年輕時候，好像也曾自認或被冠上類似稱謂。但歐洲失落的這一代似乎充滿更多憤怒、怨恨和無奈。
二○一○年，英國聯合政府在西敏寺國會下議院票決調漲大學學費，那天晚間十點左右，我站在距離行政機構林立不遠的特拉法加廣場前，看著警車和救護車閃著紅燈接二連三的急速從面前駛過，不禁楞了一下，英倫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樣子？憤怒的學生，帶著石塊和長桿上街示威；國會廣場前，邱吉爾紀念像成了刻意羞辱保守黨年輕學子的“公廁”，灑尿的灑尿，塗鴉的塗鴉。
一位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學運和示威活動的年輕講師坦承，自己有點擔心場面失控，也不習慣聽到口出穢言，但他覺得有義務在此事件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反對立場。
同一時期，在愛爾蘭，我也聽到類似聲音。走進三一學院校園和都柏林大學學生中心，幾乎每個學生都告訴我，他們不想在大學畢業後離開愛爾蘭，“可是，這裡沒有工作，我沒有其他的選擇”。像他們的父母在八○年代，因經濟危機必須離開愛爾蘭一樣，這些跟著父母在九○年代返鄉定居的孩子們，怎麼也沒料到，自己竟然也會有在年輕時被迫離鄉背井，不知歸期為何的一天。
諷刺的是，一九八○年代時，他們的父母可以移民到歐洲其他國家，這一代的愛爾蘭年輕人卻面臨到歐洲其他國家也很難找到工作的窘境，“歐洲各國都自顧不暇，失業率一個比一個高，求職空間變得無比窄小…”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和中國成了這一代愛爾蘭年輕人大出走的目的地。
沒有工作、也未在校受教育，與父母同住的“尼特族”人口，過去一年裡，在歐洲劇增；單在西班牙，十六歲到廿四歲的失業率便超過百分之四十。歐洲各國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預算、高漲大學學費引爆的社會怒火，從英倫延燒到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葡萄牙則蓄勢以待。
歐洲從一個理想的優沃世界步入了一個新的嚴峻時代，遑論令歐盟各國領袖疲於奔命的歐元捍衛戰，莫怪歐盟主席范榮佩有感而發的說：“對於布魯塞爾，二○一○年，別無其他，就是求生存而已！”
德國是歐盟各國中經濟最穩定的國家，但二○一○年持續扮演紓困歐元區其他會員國超級救火員的角色，德國國內已開始討論，在照拂德國本身和支撐歐盟團結，兩者間，何者應為優先？未來這一年，這個議題，在德國只會升高不會下降。
二○一一年新年一大早醒來，人們心中有數，這將是艱困的一年。在英國，每十人中將有一人失業、營業加值稅上漲到百分之廿、銀行利率今年年中將上漲，公營機構每天將有三百人失業…但日子還要過下去。
二○一○年只是挑戰的開端，二○一一年才是歐洲真正面臨劇變的一年。歐盟領袖不只必須找到合宜的政治語言來陳述此一危機，更必須尋得衝出困境的途徑。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去年底在訪問愛爾蘭時，激勵士氣低落的愛爾蘭人，在困境中要抱持著希望。或許，整個歐洲現在都要抱持著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