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報告建議，仲裁委員會和法院也有責任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加班事實是否存在以及加班的數量、工資標準。除此之外，由於總體來說用人單位掌握著絕大多數證據，執法者和司法者應當充分考慮勞資雙方強弱不對等的現狀。
2010年9月20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宣判：支持曹家峰及二十餘名農民工狀告北京市衛生防疫技術服務公司，要求支付社會保險賠償金、加班費、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兩倍工資差額等的訴狀。
2010年11月初，這二十幾名農民工集體領到賠償款項合計57萬餘元。據該案件代理律師、北京至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時福茂介紹，“這一案件中對加班費的請求得到支持，體現了勞動爭議案件判決的巨大進步，但在保護期限的確定上，仍有待商榷。”據了解，此案件中在防疫公司工作時間最長、追回各項損失最多的趙海軍，最終討回各項賠償金共計6萬餘元，其中加班費補償一項為10813.8元。
對於這一判決，時福茂認為相對趙海軍長達10年的“每天加班4個小時以上，休息日還要時刻堅守崗位”的工作量而言，1萬餘元的賠償金仍然偏低。“法院作出這一判決的理由是：儘管趙海軍加班已有10年，但由於前8年已超出訴訟時效，因而法院只支持了最近兩年的訴求。”時福茂說。
報告顯示，在此次統計的130例案件中，“當事人在解除勞動關係後才提出加班費請求”的案例占總數八成以上。“產生這一現象，源自勞資雙方地位的不平等。絕大部分農民工即使遭遇侵權，為了保住飯碗，也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往往在雙方勞動關係解除或終止後，才會就加班費拖欠問題提出要求。”佟麗華說， “但很多當事人已經在用人單位工作多年，‘回頭算總賬’難免會受到時效限制。”
據了解，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依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及《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分別存在對加班費支持1年、2年和依據當事人主張年限的三種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中尚未建立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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