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就1945年到1950年的日本中國學界來說，活躍在學界的中國學研究者多是親日共的現代中國研究者。這一時期的中國觀帶有理論化和理想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文革”時期。以往研究中日關係的手段多採用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之類的方法，但本書重視非國家的因素、著眼於民間商業媒體的存在和作用，採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希望本書能就中日兩國間的相互認知框架和相互認知進行具有啟示性的考察。
由作者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中國觀總是和日本的社會現實聯繫在一起的。日本“戰敗”和中國“戰勝”的社會現實曾直接影響到了戰後日本中國觀的形成。一些同情中國革命的學者試圖通過“中國論”來建構日本社會的發展藍圖。中國也曾是戰後日本人“想象的異邦”，他們關注意念中的中國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超越的方法而已。也就是說，在戰後初期，日本知識分子有一種通過對中國研究來表明自己的理想和社會變革方向的特征。他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於對日本近代的批判，而且他們認為中國代表的是新的社會變革方向。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本書作者認為，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在一定程度上也應在戰後日本思想史的脈絡中來把握。“本書不只是有關中國研究的專業書籍，也涉及戰後日本的思想史（尤其是精神史）、國際關係史（以中日關係為中心）、外交史和文化史（特別是傳媒史）。”
日本社會對中國的社會變革仍缺乏認同感
如果說在20世紀中期前後，不少學者在理念和價值觀念上受到中國社會變革的衝擊，並進而影響到中國觀的形成的話，必須看到，如今發生在當代中國的巨大經濟和社會變革又再次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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