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12日電／聯合報12日社論指出，馬政府在宣示兩岸政策時，屢屢表達“台灣的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之類的論述；此說被認為是抄襲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且有違憲之虞。
社論指出，綠營相關論述的演化，略可分作四個階段。一、五○年代起即倡議“民主自決論”及“公民投票論”，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二、一九九一年的《台獨黨綱》，主張“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三、至一九九九年《台灣前途決議文》則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四、二○○七年《正常國家決議文》，又回頭主張“及早正名制憲”。
在這四階段中，“民主自決論”是始終一貫的理論主軸。《台獨黨綱》主張另建台灣共和國；至《台灣前途決議文》，則見“借殼上市”的策略，甚至透露出“統一公投”的思維（決議文稱，若改變“獨立現狀”，必須公投）；到了《正常國家決議文》，又回到“正名制憲”。這雖是綠營四階段的不同論述，如今卻同時存在於民進黨的政策論述中，形成“四個階段／雞兔共籠”的奇異現象（不久後更將加入《十年政綱》的第五階段）；然而，“民主決定論”則是貫通其間的主軸訴求，亦即：“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
社論指出，由前述析論可知，如今似乎是馬政府抄襲了《台灣前途決議文》，但究其根源，則是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先向“中華民國”論述”靠攏。一九九九年，民進黨為推倡“新中間路線”的陳水扁參選“總統”進行部署，遂有《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宣示；在其中略可見到本報在一九九八年所提“統一公投”的概念（改變“獨立現狀”才要公投）。不過，由於民進黨的相關論述迄今仍是“四個階段／雞兔共籠”，所以整個論述的主軸仍是“台獨取向”、“借殼上市”。
因而，當馬政府與民進黨皆宣示“台灣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之類的論述時，自然有人認為應當有所區隔。因為，民進黨持此說法時，是指只要兩千三百萬人決定，便可推翻“中華民國”，也可另建台灣國；但就國民黨與馬政府的立場言，基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雖不可禁止民間存有台獨論述，但馬政府顯然不能以“台獨選項”作為“中華民國”的國家政策。否則，國民黨及馬政府如何與台獨、獨台、兩國論、一邊一國或借殼上市有所區隔？有了這一層的思考，即可知最近引發的相關爭議可謂其來有自，不無道理。
其實，馬政府在宣示兩岸政策時，經常標舉“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這個前提；若能將“台灣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共同決定”，置於此一前提之下，而稱“兩岸關係的未來由“中華民國憲法”的程序決定”，即可一方面鞏固了“中華民國”的立場，兼也維持了“民主自決”的精神。可與民進黨區隔，並超越民進黨，也不會再有“違憲”的爭議。
如前所述，“台灣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源自綠營對“台灣前途”的思維，係台獨取向，是借殼上市；但“兩岸關係的未來由“中華民國憲法”程序決定”，則是以“中華民國”及一中各表為前提，而強調將“兩岸關係的未來”置於“中華民國憲法”民主法治程序”的節制之下。
社論指出，所謂“中華民國憲法”的程序”，有兩層意義。一、就兩岸現狀的運作言，當然應當遵照“中華民國憲法”的程序；執政者應經“憲法”程序取得執政地位，在野黨應依“憲法”程序進行監督制衡。亦即，兩岸政策是在“憲法”程序中，經選舉、多數決及政黨輪替的民主法治之“憲法”規制所產生並據以運作。民進黨在二○○○年如此取得執政權，二○○八年國民黨亦是如此。二、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標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需要”，所以這部“憲法”可以稱作“一中各表”的“分治憲法”；若他日要改變“統一前”的“憲法”狀態時，自然也應經由“憲法”程序來處理。
社論說，兩岸關係的未來由“中華民國憲法”程序決定，可以成為大於並高於“台灣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的論述架構；而與“憲法一中”、“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等政策概念相輔相成。這應是台灣人民對兩岸政策的最大公約數，也是北京當局應當接納及不能不接納的兩岸互動準則。
因為，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對兩岸關係的方向及內容，過去及現在皆是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的民主法治之程序在加以節制，未來當然亦將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