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性的看法
西方自亞伯拉罕精神籠罩以來，其文化一直建築在“原罪”大前提之上。按照教會的解釋（也可以說是曲解，見下），人性是邪惡的。因而假定社會全是爾虞我詐、充滿衝突與鬥爭。故不相信人世間有“和諧”之可能。如有，也只有在“天國”才會出現。中國文化對人性，雖然在孔子門生之間有性惡與性善之爭（譬如荀子對孟子），但自漢朝以來，均以性善為主流思想。
雖然人性究竟是善是惡難以確切論定，但我想提供兩點意見。第一，由心理學角度觀之，這可能牽涉到一個在英文常說的self-fulfilling prophecy（暫譯為“預言自我兌現”）。譬如，在一個相信人性邪惡的社會，每個人從小就被教導人性是險惡的；須要處處戒備。因此他絕對學會以防盜賊之心待人。於是，與他相處的人在感受自己被視為盜賊之時，定必亦以盜賊心情防範盜賊以回之。在如此猜忌衍生更大猜忌的惡性循環中，可能最後真的產生了看見盜賊的結果（“既然別人都認為我是盜賊，那我為甚麼不乾脆就做個盜賊”）。相反地，在一個相信人性善良的社會，也可能形成一個良性迴圈，到最後會看到人性果真善良的結果（“既然別人都當我是個好人，那我可不能做個不肖之徒”）。第二，西方關於人性“原罪”（即原惡）之信念，深入西方民心並影響了西方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理想。我們且看在西方啟蒙運動（即17世紀開始的“世俗化”運動）以後的大思想家們。由於“原罪”觀念仍然深植民間，所以從馬基威利（Machiavelli）、到盧梭（Rouseau）、到霍布思（Hobbes），皆以人性本惡的觀念為他們論證推理的大前提。他們認為由於人性本惡，所以一般人均是不顧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顧鑽營與擴大一己之私，故有“反社會”（anti-social）之本性。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政府的責任乃在如何用法律將個人與其他人隔離起來，這樣才是保護社會穩定之道。更為了防止政府被那本性邪惡的領導人與官員所敗壞與壟斷，故國家必須有政府的分權與限權、以及人民必須監督政府的（民主）制度，才是解決的辦法(注2)。
人與群的關係
西方自古希臘開始即強調個人主義。西方在宗教影響之下，大體可分兩個階段：
一、在羅馬（天主教）教會當權下，由於政教合一，教會大於個人（亦即群大於個人）。連個別教徒向神禱告懺悔時，也必須經過教會的神父，才能上達天聽。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甚麼個人主體或個人自由可言。
二、但自從馬丁路德於1517年向羅馬教會張貼55道檄文以後，跟著而來的宗教大革新（Reformation），見證了新教(即基督教，或稱耶教)教會的興起。因而推翻了過去羅馬教會專攬與對個人思想與良心的絕對控制。重點又回到個人。基督教（新教）的教會，主張個人與神直接溝通。這種對個人的承認，在政治領域助長了“民權”觀念在歐洲大陸普遍流行（殆至近代由於一般人對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反彈，再變成“人權”的觀念）。所以，近代西方的自由主義，第一是反對任何群體（包括社會，甚至國家）控制個人自由（英國自1215年有大憲章以來即有個人自由的保障，故較歐洲大陸為早）。第二，是反對任何政府壓迫個人“人權”。如說這樣的自由主義過分崇尚個人權益，甚至犧牲某些群體利益，也不太為過。在這種標榜個人中心忽視群體的前提下，社會上的鬥爭以及強求個人崢嶸，縱使犧牲群體利益也在所不惜，本來也就無可厚非的。再加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所形成強調競爭搏鬥的公司文化，導致在華爾街甚至全社會貪婪氾濫成災，也是無法避免的。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實際代表一種高度的自覺。即個人與環境分不開。環境可能是自然環境，也可能是社會環境。後者即群與團體。意即人脫離不了群。故中國人講的“人”，即群中的個體（“群中人”）。用英文來說，就是man-in-society,而非man-unto-himself。這一點，與中國對人性定位不可分。因如人性是生來善良(原善)，但以後受環境(社會)不良影響而變惡，那麼整治辦法就是保持（或恢復)人性的原善。其方法在於祛除(社會)環境的污染。所以，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正是指此而言。孔門注重修身，以期達到“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之目的。《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皆以修身為本”。用我們的語言來說，修身也者，即要達到防止和祛除環境對人性之腐蝕。如能達到此目的，方是社會和諧之開端。當然修身須要教育（見下）。其理自明。
中西文化出發點（大前提）各異尖銳地表現在和諧vs衝突的關鍵問題上
再論西方“衝突”觀念之突出與對“社會和諧”缺乏認識
西方文化自古希臘以來“衝突”之觀念深植民間。“衝突”幾乎變成一切的核心。譬如古希臘神話中，最高至上的宙斯神（Zeus,相當於中國道教的玉皇大帝）和在他之下的眾神之間就有衝突。同樣的，眾神之間也彼此有衝突。在世界文藝上，古希臘以戲劇著稱，而戲劇學開宗明義第一課就是：沒有衝突（conflict）就沒有戲劇。要面對衝突，就需要搏鬥（甚至於鬥爭）；遂而產生了人生就是競爭搏鬥的信念。如果人與天（即古希臘的眾神）的競爭搏鬥是虛擬的話，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搏鬥卻是真實的。奧林匹克的競賽發源於古希臘，即反映了這種競爭思想的制度化與理性化。這雖然表面上與孔老夫子的“君子無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很相似。但卻有一個最大不同點。即孔子所謂的君子之爭，是偶而（或不得已）為之。故曰：“必也⋯⋯”（假如一定要的話）；而非像奧林匹克競爭的制度化與週期化；更沒有將贏得競爭﹑擊敗別人而得獎牌者加以英雄化。更確切一點，儘管奧運的口號與理想是：公平、公正、和平、平等、友誼、團結等，卻獨獨缺少了和諧一項。須要指出，雖然有團結，可是它與和諧並不一樣。譬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是指兄弟們對外有團結，可是內部並無和諧。這種西方競爭搏鬥的思想，還得到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物盡天擇﹑適者生存”原理的旁證，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殖民﹑侵略﹑掠奪他人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這種思維下，沒有社會“和諧”觀念的產生，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中國人自孟子以來，均接受人性本善的大前提。故政府（與家族）之責任乃在如何保持社會環境純潔﹑不至沾汙敗壞個人的心靈，導致其喪失原善之本性。自漢武帝接受儒家思想為國教（西元前136年）以來，政府即負有教育黎民之責任；並用科舉制度發揮兩個重要功能：第一，開科去士，吸收民間人才納入社會精英之行列。第二，導使民間求好上進；並且推廣主流（正統）思想，以避免雜學邪教引人誤入歧途。當然，以今日眼光觀之，其流弊乃造成了國家（國與家）大於個人。尤其，如果今人以亞伯拉罕文化眼光來衡量，甚至可以垢病其對思想之控制，可能造成遏制有創造性或更有朝氣的思想與文藝。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這種“在上者”須負有教育平民的責任感，在古希臘先聖伯拉圖（Plato）的思想中就有同樣主張。在他的教導中，他公開提倡理想的政府總監應由哲學家擔任（他的philosopher-king理想，酷似中國儒家要傚法“先王”之道與聖人之治的熱衷）；而且他認為好的政府要保護人民不被環境精神污染；甚至要限定他們只聽“正確”的音樂。因為音樂可以陶養性情，但也可以敗壞人性。我們如果記住伯拉圖（西元前427-347）生在西方被亞伯拉罕文化籠罩之前，我們就懂得其中的道理。原來他雖然認為人性好像常在“自我交戰”的狀態，但他仍是相信人性可以用教育來塑造而導之於善的。這反映了他從老師蘇革拉底那裡得來的“道德即知識”的觀念(注3)。這一點也跟中國固有文化很接近。譬如孔夫子常對弟子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即是同樣觀念的另一種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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