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主要障礙
2006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力推這一進程的總理阮晉勇一直被視為越南黨內改革派的旗手。進入中央以前，他的職業生涯主要在胡志明市展開，是典型的“南方幹部”。
然而2010年，超大型國有企業、越南造船工業集團因無力支付高額外債而面臨破產。儘管越南輿論強烈要求進一步加強對國企的監管，造船工業集團也在三個月內更換了4任CEO，但阮晉勇一再為其背書，最終不得不面對國會的激烈質詢。
而當時的國會主席，正是在十一大上成為總書記的阮富仲。他常年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曾經是越共中央機關雜誌《共產》雜誌的總編輯、越南中央黨校胡志明國家政治學院的校長，是典型的“北方幹部”，屬於越共政治光譜中相對保守的一翼。
“這種對總書記的競爭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胡志明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政治觀察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阮晉勇留任總理沒有懸念。”
不過，越南改革面臨的困境，絕不只是“北方幹部”和“南方幹部”的分野。事實上，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緩慢，才是越南推進改革的主要障礙。
越南的國企私有化改革採用的是“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被稱為“流動化改革”，亦即通過出售國有股股權給外來投資者等方式，改變產權結構。而阮晉勇正是這種“流動化改革”的推動者和實施者。
但是由於中央權威的缺失，越南很多政府部門甚至軍隊都有自己的國企，“軍事銀行”都作為越南國有商業銀行參與市場競爭，僅國營的移動通信運營商就有5家，金融和電信的激烈競爭使得這兩個行業在越南“超常規發展”，3G通信普及，城市家庭寬帶普遍有十兆，各家銀行的ATM機則經常在街頭排成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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