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7日電／新京報 今天的社論說，于建嶸教授發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公安部門的關注。對於來自社會的信息支持，還亟待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門關注起來，行動起來。文章如下：
近日，知名學者于建嶸開設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頗受關注。據報道，一方面，是網友紛紛將乞討兒童照片上傳至微博，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蹤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公安部門也對此予以回應，並提醒網友，如發現乞討兒童有被拐嫌疑的請立即撥打110。
由學者發起，以微博為平台並由廣大網友參與的這項“解救”實踐，試圖通過網絡所帶來的技術性變革，扭轉以往在解救乞討兒童上信息隔絕的困境。此項“解救”成效究竟如何，自然還有待時間來檢驗。但在“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這一微博運行僅僅數天之後，我們已經樂觀地看到，微博所帶來的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這一社會力量如能保持良性運轉，它所能帶來的社會收益將無可估量。
在這個“人人都有攝像機（手機拍照）”的時代，經由網絡傳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網友具備了隨時都可成為“隨手拍”志願者的心境。收獲實質的“解救”成果，將只是時間問題。
旨在“解救乞討兒童”的“隨手拍”，還因其貼上了網絡媒體的標簽，而將擔負起監督乃至倒逼一些政府部門履職的功能。“隨手拍”是以網絡為媒介的社會動員，它的社會屬性和輔助作用異常明顯。解救乞討兒童的首要責任人仍是政府———當然，還可以具體到相應的政府職能部門。
從法律上說，乞討兒童本不應存在。《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了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均應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少年不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由當地人民政府對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批評教育，並採取有效措施責令送子女或者被監護人入學”。僅就這一法條的施行而言，年滿六周歲的乞討兒童都應接受當地政府的調查和救助。儘管這一工作可能會涉及複雜的異地協作和部門協作，但“複雜”並不是地方政府可以一推了之的理由。
對於未滿六周歲的兒童，也不應允許其乞討。《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基本建立起了全方位保護機制。當作為最底層的“家庭保護”出現問題之後，“行政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理應無縫銜接。乞討兒童集中在城市，且乞討必須公開進行，因此，乞討兒童的行蹤並不難掌握。作為綜合執法主體的城管，能否擺脫與小攤販進行街巷追逐戰的固有形象，也真正履行起管理和協調職能來———至少，城管在發現乞討兒童後可區別情況及時聯繫公安或民政部門。
與此相關的另一項政府職能，是打擊隱藏於乞討兒童身後的刑事犯罪。除拐賣兒童外，刑法還明文規定了“強迫乞討罪”———以暴力、脅迫手段組織殘疾人或者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乞討的，即構成犯罪。對網友而言，在發現乞討兒童之後，既可以“隨手拍”上傳到微博，也可以同時向警方報案。對公安部門而言，不管有無接到報案，也不管是網上還是網下的信息，只要是本地出現了乞討兒童，都應進行調查處理。與司法的被動屬性不同，偵查是一項主動的權能。並不是所有的乞討兒童背後都有刑事罪案，只有經過調查之後才能排除暴力、脅迫或拐賣等犯罪嫌疑。從法治的角度看，對兒童乞討熟視無睹，就是一種失職。
于建嶸教授發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目前已引起了一些公安部門的關注。對於來自社會的信息支持，還亟待更多地方的政府部門關注起來，行動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