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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的話擊中民進黨兩岸政策轉型的要害 |
而如果民進黨只懂得擁抱“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支持群眾，而不去開拓中間選民的票源，恐怕執政的期望就會落空。當年1996年台灣大選，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主打“極獨”路線，結果只贏得21.1%的選票，陳水扁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期間提出的“新中間路線”即是對“極獨”路線的修正，結果贏得39.3%的選票。經過陳水扁的8年執政，民進黨的的基本盤維持在40%以上，但是在全台性的單一選舉過程中，仍不足以贏得選舉的勝利。2008年台灣大選馬英九贏對手謝長廷221萬張選票，而2009年縣市長選舉和2010年的五都市長選舉國民黨的總得票相比2008年流失了220萬張，民進黨則成長了30萬張選票。顯見國民黨流失的選票並未大規模的轉移到民進黨，大多數選擇不投票，這個選民人數大約有200萬，根據最近幾次的全台性的選舉觀察，這基本上就是中間選民的人數。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全台性的選舉中各自掌握大約550萬票的基本盤，如果200萬的中間選民兩黨平分秋色，即會出現2004年兩黨五五波的情況，當時連戰得票是644萬，而陳水扁的得票是647萬；而如果200萬的中間選民一面倒向某位候選人，則會出現選舉結果比例懸殊的情況，如2008年馬英九獲得765萬張選票，而謝長廷只有544萬張選票。因此，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調整目的是在既有的支持基礎上需要贏取200萬中間選民至少一半以上才有可能獲得選舉的勝利。這就決定了民進黨兩岸政策調整的矛盾性，既要維持既有的支持基礎，又不能全面的擁抱中間選民，所以可以預知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將是折中模糊的。
至於這種模糊的折中論述可不可行，要具體分析目前的中間選民的關注焦點和影響台灣大選的內外因素的辯證關係。
（一）中間選民的分化與民進黨兩岸政策
民進黨為甚麼急著在五都選舉之後要調整兩岸政策的論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從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的變化已經不能使民進黨原有的兩岸政策贏得大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兩岸自從恢復兩會的制度化協商以來已經舉辦了六次“陳江會”，簽署了十五項協議，兩岸之間的人員往來，大三通的實現，經貿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使得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台灣民眾也正在逐步享受到兩岸和平發展帶來的“和平紅利”。相較於過去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關係緊張，民進黨操弄族群政治，藍綠政黨惡鬥，台灣民眾普遍要求安定、和平、發展，特別是中間選民更加的重視主政者能否處理好、維護好兩岸關係良好發展局面。現階段台灣政治的時空背景對民進黨的發展提出了新課題。如果說在2000年終結黑金政治和政黨輪替，2008年終結貪腐政權和兩岸關係的改善成為中間選民的關注焦點，那麼在2012年如何繼續維持兩岸關係的良好發展局面可能會成為中間選民的焦點。如果這個問題可以成為2012年選舉的焦點，那麼目前的國民黨兩岸政策對馬英九的連任是有利的，對民進黨仍然堅持“台獨”立場的兩岸政策是不利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兩岸關係的改善會造成一些台灣民眾的疑慮，而正是這些疑慮會導致一部分中間選民的關注焦點的變化。這些疑慮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兩岸經貿密切往來帶來的“和平紅利”能否惠及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統獨議題的淡化可能會讓“階級鬥爭”的議題浮上台面；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有沒有進一步向兩岸政治問題談判的發展的趨勢，國民黨與大陸的熱絡交流會不會造成台灣逐漸依附於大陸情況的出現。不僅僅“台獨”人士高喊馬英九“親中賣台”，一部分中間選民也在擔心台灣能否維持住“主體性”，兩岸的現狀會不會隨著國民黨的兩岸政策進一步發展而發生改變。如果這方面的疑慮在一部分中間選民的認知中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那麼中間選民對國民黨兩岸政策的贊同就不會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也會出現分化的可能性，而這樣的分化對於民進黨不去徹底的推翻自己的“台獨”立場而爭取到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間。
（二）台灣大選的內外因素與民進黨兩岸政策
不管民進黨有沒有放棄“台獨”黨綱，這一波因應馬英九執政兩年多來帶來的兩岸關係形勢變化的兩岸政策調整對於民進黨與大陸的關係和2012年的大選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民進黨兩岸政策調整的出發點是因應2012年的大選，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民進黨欲通過兩岸政策的調整來改善與大陸的關係，目的是為了2012年選舉的勝利，這是第一位的，而與大陸關係的改善是第二位的。兩者關係是緊密聯繫的，但又有所區隔。聯繫性在於如果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調整不能達到與大陸改善的目的，則民進黨對於中間選民的吸引力仍然有限，對於2012年大選的勝算就沒有大的助益。但是兩者的區隔又在於2012年的大選，兩岸政策是否會成為選舉的中心議題乃至決定選舉的勝負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能否把2012年的選舉簡化為等同於兩岸政策的調整恐怕結論為時尚早。正是由於影響台灣大選因素的不確定性，兩岸因素是否會成為決定性因素的不確定性，為民進黨模糊的兩岸政策也留下了空間。
所以攸關2012年台灣大選的內外因素仍然不能只放在兩岸政策上，如果大家普遍認為通過五都選舉結果表明民進黨仍有再起的可能性，台灣的政黨輪替將成為常態化，兩黨制格局正在形成，那麼就不能表明民進黨完全放棄“台獨”黨綱才能執政的論斷是成立的。台灣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政治體系，雖然與大陸的關係決定了台灣未來發展的前途命運，但是在短期內的選舉過程中畢竟是由2300萬人民選擇的最高領導者，與大陸的關係在台灣的政治系統仍然只是外部因素。決定哪一個政黨、哪一個候選人能否取得選舉的勝利關鍵還是看台灣內部的因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與大陸關係的好壞只有通過台灣內部因素才能發揮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上層建築仍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經濟基礎發生改變的時候，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等在內的上層建築並不會立即發生改變。如果我們天真的認為只有民進黨放棄“台獨”路線才能執政顯然是把台灣內部選舉和兩岸關係的好壞混為一談，兩者並不是一回事。2000年台灣大選的時候，國民黨和宋楚瑜都主打安定牌，宣傳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是如何的危險，甚至到達戰爭的邊緣，但是台灣民眾還是選擇了陳水扁上台。當然陳水扁執政後兩岸關係確實在不斷的惡化。今天的時空背景已經和2000年有大的不同，但是觀察台灣的選舉不能只從外部的角度而要注意台灣內部民意的變化才不至於對台灣政局的演變發生誤判。
民進黨的“消極繼承”與“積極繼承”前朝政策
從上述關於中間選民可能出現的分化、兩岸因素與台灣大選的關係分析之後看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調整，在“台獨”黨綱沒有拋棄的情況下，如何從政策上論述重返執政地位的兩岸政策是一個重點。蔡英文的“延續前朝政策”是一個可以值得琢磨的表態，雖然不放棄“台獨”路線的兩岸政策沒有實質的改變，大陸也不會公開隨之起舞，但是能否下結論認為民進黨不能獲取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以及應對未來兩岸關係的挑戰為時尚早。筆者認為蔡英文的“延續前朝政策”有“消極延續”和“積極延續”之分，至於到時採取甚麼樣的對策應對兩岸關係的挑戰端看台灣的政經環境背景而靈活調整。
所謂的民進黨重返執政後“消極的延續前朝政策”，筆者認為意指在國民黨執政期間與大陸所簽署的一系列兩岸協定包括陸客來台、大三通、合作打擊犯罪、醫療衛生協定、陸生赴台就讀、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甚至租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等可預期的一些兩岸合作開放的政策，民進黨重返執政地位後並不會廢除，繼續維持在前朝執政過程中兩岸交流狀態。但是由於民進黨與大陸沒有構成繼續深化交流的政治互信基礎，如不承認“九二共識”或者不能夠與大陸達成新的共識，那麼兩岸的交往將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僅局限於前朝與大陸達成的交往規模，可能會隨著島內民意的要求做一些修修補補，但是兩岸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不會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和平發展的局面也可能會重新回到較為緊張的對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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