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10日電／2011年大陸兩會多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紛紛針對“一胎化政策”提出檢討，建議開放“第二胎”生育。大陸實施“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30年，確已達成控制人口成長、舒緩就業壓力、提升人口素質等階段性目標，但隨著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化，已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
旺報社評指出，大陸歷經20年經濟快速成長後，近期已出現工資水漲船高、缺工潮湧現等現象，對企業經營造成嚴酷的考驗，成為未來持續成長的重大不確定因素。高工資與缺工的成因，除了經濟快速擴張造成人力需求增加外，人口因素更不容忽略。早在19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路易斯便提出“路易斯拐點”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為工廠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經濟因而快速成長。但當經濟持續發展、農村勞動力耗盡，城市勞工市場產生缺工現象，工資價格必須大幅提高，經濟就會面臨衰退危機。此時，便稱為“路易斯拐點”。
中國擁有全球1/4勞動力，充分的供給造就獨有的優勢，順利成為世界工廠，奠定經濟奇蹟基礎。據統計，由1982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快速躍長年代，GDP增長率中28%來自物質資本投入、48%來自勞動力數量與教育水準提高，21%來自勞動力部門流動、3%來自技術效率提高。易言之，人均GDP每增長3元就有2元是靠人口量與質的優勢獲得。但2013年中國人口撫養比將現拐點，量的優勢將逐漸流失，除非人口質的提升足以彌補，否則“人口紅利”將在25年內耗盡。
人口結構的改變，對經濟影響巨大。2007年，美國蘭德公司提出報告《2020年，中國會非常窮》，認為2020年後，中國將由“1/4勞動力”變成“1/4老人”的國家，人口老化將使中國經濟狠狠撞牆。而經濟趨勢大師陶冬更警告，如不調整人口政策，中國勞工數量將在2014年呈現負成長，到2017年缺工人數將高達1760萬人，中國經濟將生巨變。
除了經濟因素，人口結構的失衡，對社會與家庭亦將造成嚴重影響。連續數年在兩會提案允許二胎的政協委員、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指出，“一胎化”對中國造成影響有四：男女性別嚴重失衡；社會老齡化，青年勞動力下降；獨生子女風險大，一旦子女有個萬一，家庭將成嚴重社會問題；獨生子女婚後，每對夫婦可能要養4至6個老人，負擔過重。
“一胎化”政策已造成家中獨生子女備受長輩寵愛，形成“小皇帝、小公主”現象，承受壓力能力降低，由於父母嬌縱且缺少同輩的人際關係，造成工作缺少團隊精神，且容易成為“閃離族”（結婚不到一年離婚）。尤其，由於中國長久的“重男輕女”觀念，一胎政策已造成婦女非自願性墮胎增加，因性別失衡而產生拐賣婦女等犯罪行為。
相較對岸，台灣雖然沒有一胎化政策，但人口結構失衡現象可能更為嚴重，衝擊範圍涵蓋經濟、社會、家庭等各層面，已成為綜合性的國安問題。台灣生育率為世界倒數第一，適婚女性未婚比例高達世界第二。台灣“主計處”最新調查顯示，去年台灣25萬名適婚單身女性擁抱“獨身主義”不結婚；近7萬名已婚女性不打算生孩子，女性不婚、不生的人數仍在增加，歷史新高將不斷出現。
和大陸相較，台灣人口老化問題更為嚴重，但詭異的是，台灣的人口結構失衡並非政府政策的結果，而是社會發展的現象。一方面，女性自主意識提高、高等教育普及，職場上出人頭地的機會增加，女性結婚生子“機會成本”隨之提高。另方面，台灣都市生活經濟壓力沉重、公共托育服務不足，也降低人們的婚生意願。
兩岸同時面臨人口政策的拐點與挑戰，固然兩岸人口結構失衡成因不同，對策自然也有所不同，但兩岸政府在採取改善人口結構對策，如大陸開放第二胎生育、台灣以財稅及補助手段鼓勵生育之際，我們更期待兩岸政府重視教育資源的投入，21世紀人類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永續成長的動能來自知識與創新，而非廉價勞動力。知識創新型勞動力，需靠高素質教育的培育，兩岸政府在學校教育與成人進修教育上都有待加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