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後我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當時改革從農村開始,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村顯示出比城市更多的活力,出現了很多萬元戶,可是農村的入學率反而降低了,我當時聽到很多這樣的話:不讀書也能掙大錢啊。因為中國的教育文化是選拔達到目的型,他有錢了,達到目的了,自然不想要去讀書了。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的,你如果不去,別人能力提高了,你的能力落下來,會有危機感。
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中國是選拔優秀的孩子對他們進行教育,這聽起來不錯,但還是有很多缺陷。什麼叫優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日本人的想法是,不管你的素質如何,教育都是必須的,這種想法是根深蒂固的。
人物周刊:孔子倒也說過 “有教無類”。
依田熹家:孔子說有教無類,但後來科舉制度造成了精英的教育,有了科舉,學問就淪為了選拔優秀人才的一個手段。我認為中國科舉制度的確起了很大作用,昔日巨大的中華帝國實際上是由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大批人才支撐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但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弊端,它太過強烈的權威性阻礙了教育的普及,也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最後,人們理解的所謂的學問,僅僅是科舉中出現的東西。從西方傳進來的大量學問,因為在科舉中不出現,人們也不會把它們當作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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