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變化是人口結構。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這將引起經濟增長放緩，使中國的國內問題越來越難以控制，這些問題包括收入差距過大、缺乏傳遞民怨和群眾訴求的渠道。
因此，該國領導層所發揮的作用將至關重要。
雖然中國的GDP規模很大並不斷增長，中國人均收入還是很低，中國經濟政策與該地區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普遍政策大桕徑庭。亞洲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環境在未來10年的中期也將產生巨變。
雖然如此，中國的政策選擇已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其他亞洲國家，他們現在紛紛效仿中國的 “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當然，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過去有相似的政策模式（儘管它們後來根據本國GDP增長情況有所調整）。然而現在，這些國家重新開始支持國家資本主義和產業政策等國家調控干預型模式（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是其中緣由之一）。
在日本，已被私有化的郵政業又將恢復國有，政府融資的作用也正被看重。幾乎要倒閉的日本航空公司受到了政府的財政援助，這種做法看來會越來越普遍。類似的是，雖然許多亞洲國家已有主權財富基金，但韓國政府還是創立了種新型基金來為建築行業提供支持。
在世界開始建立新經濟秩序時，美中博弈中第三方發揮的緩和作用將至關重要，這將需要口本在調節亞大問題上發揮作用，而歐洲在調節全球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歐洲能勝任該角色，美中緊張關係就能克服，這將讓整個世界有機會從這兩個最大經濟體身匕獲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