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缺乏宏觀管理的情況下，日本社會仍能呈現出自發秩序特點穩定運轉，這表明在微觀社會管理方面，市民互助組織及社區組織已可取代政府部分職能。“3.11”強震後，日本的災情發布、市民避震等等，都是通過公共電視台及市民組織完成，而少見政府身影，即是一次證明。經濟上，儘管日本經濟長期不振，但藏富於民的政策保證了社會穩定。這個過程，其實也是社會權力上升，政府權力下降的過程。
平衡被打破
後現代性特有的超穩定社會特征和慣性可能伴隨“3.11”強震及強大的次生災害而告結束。其可能的發展趨勢是：政府逐漸取代社會力量，從宏觀管理浸透到微觀管理層面，在宏觀層面也展現出較之現在遠為強大的主導性。
促使這一轉變的客觀因素是：在長年教育和培養發育以後，日本市民自治性質的社會管理可以應對強震這樣的自然災害，但是卻對核輻射這樣缺乏教育訓練過程、更高層次的災害無能為力。這種災害本身要求更堅決的政府力量主導應對。此外，日本即將面臨的二戰後最大規模災後重建，不可能由社會力量或個人為主導完成，而只能由政府主導。這也將大大增加政府在日本社會和經濟管理中的權重。
事實上，在日本災害現場類似輿論正在形成。由於自衛隊在核反應堆降溫等事務上表現不力，甚至拒絕執行危險命令，日本防衛省只能對一萬名退役官兵和預備役發出召集令。而要求日本組建更加強大和自主的國防軍的聲音開始抬頭。與遺族會一樣擁有強大政治和經濟資源、足以影響日本政局的日本經團聯已經要求政府改變現有的低調，建立強有力的指揮總部全力救災。政府力量開始活躍的最新證據是，因為東京電力公司應對核輻射不力，政府派出了20名官員全面接管。這一變化的出現固然是應對災害之權宜所需，但或許將在日後被視為行政權力平衡企業權力的新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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