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學界就中國外交的未來走向出現了“普林斯頓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如何看待中國外交中出現的“咄咄逼人”態勢。一種認為，中美衝突難以避免；另一種觀點認為，國際社會需要歡迎一個不僅自信甚至有點“咄咄逼人”的中國屹立於國際舞台，一個“咄咄逼人”的中國才會在國際事務中勇於承擔各種責任。其實，這就是在中美關係空檔期出現的關於是否要克服“不適應綜合症”的爭論。
“不適應綜合症”在心理上表現為相互“不理解”，在政策選擇上表現為“不理性”，在對策上表現為“不接受”。
從一年來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和中美關係本身的發展狀況看，美國的對華政策反映出其對華外交手段在減少和弱化，策略上不得不在多邊問題上聯合一些國家集體應對中國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在外交手段上，“大棒”要多於“胡蘿蔔”。東亞局勢在過去一年內緊張有餘，緩和不足。
為了地區和平和國際安全，克服“不適應綜合症”勢在必行。
首先，中美需要在中國國力上升問題上達成默契和共識。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仍然需要和接受這一相對穩定的國際體系，中國沒有必要、也沒有實力去挑戰這一體系。與此同時，美國方面要接受中國強大而又處於發展中的事實，逐漸消除對中國國力上升的戒心，在要求中國負起一定國際責任的同時，也要保證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受損害。
第二，在事關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中國的外交回旋餘地很小，美國方面需要尊重東西方近現代歷史的演變過程和政治影響，糾正對這些問題上的認知錯位，以此掃除美中關係的利益障礙，避免美中衝突。
第三，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無論是多邊還是雙邊，中美合作的潛力很大，避免認知錯位也比較容易。中國方面要正確認知國際地位的提高與相應國際責任擴大的事實。而美國方面需要給中國留出調整心態的時間，不能咄咄逼人，採取高壓手段強迫中國。
中美兩國相互適應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能還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其中克服相互間的“不適應綜合症”是重新形成洪博培大使所說的“合作習慣”的關鍵。那麼在民間交流層面，中美兩國的年輕人加強交流，互相了解，必將對兩國合作關係的形成做出更大的推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