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馬巴主義的功利性和內斂，在應付“阿拉伯之春”多樣性上，不見得是對症之藥。
提前出版的美國右翼雜誌《國民評論》(4月18日)一篇“阿拉伯世界的自爆”文章指出，2011年“阿拉伯之春”突如其來，而其爆炸性動蕩的基礎則構築多年。在阿拉伯世界裡，不論是其世俗政權還是沿襲了中世紀式的君主制國家，“一個專權”是共性。這個共性又派生出許多類似的治國手段，如警察國家、家族統治、部族利益優先、教派歧視政策等，這些體制滋生腐敗和不正義。突尼斯一個小城市的市民自殺所暴露的不正義遭遇，被阿拉伯世界民眾看成是自己的遭遇，“遭遇共振”催生了革命風暴。
突尼斯的本.阿裡選擇“走為上”之策，以放棄權力、家族影響及親信勢力的一攬子贖回交易方式，讓突尼斯和他迅速得以安定，至少他目前面臨的唯一風險就是可以控制和預見的按部就班司法追訴。埃及的穆巴拉克，沒有能做到本.阿裡這麼果決，在遲疑再三後，才選擇了“內部流亡”，躲進了沙姆沙伊赫海濱別墅裡。雖然交易不徹底，但交易還是值得的，埃及的憲改在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
突尼斯及埃及代表了“阿拉伯之春”令人振奮的一面，他們的重新定義，是繼上世紀殖民統治在北非和中東結束以來阿拉伯復興進程中對“不完整革命”的“再革命”。上世紀反殖民主義浪潮中，阿拉伯國家要麼選擇了世俗政權，要麼就守著中世紀式的君主制度，世俗政權則在操縱的選舉機器下獲得合法性，君主制政權則在歐洲還普遍尚存的君主議會制中找到天然的合法性。以突尼斯和埃及為界的這一輪革命是一場自發性的“自革命”和“自秩序”，它基本不在美歐的“現場指導”下得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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