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風險”陡增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的“國家風險”上升。所謂“國家風險”是指國際投資者在展開跨國投融資時所考慮的對象國的“信用度”，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程度等。鑒於“國債信用評級”通常反映一國的政治、經濟等綜合指標，“國債風險”與“國家風險”互為表裡，相互影響，事實上帶有“國家風險”的指標屬性。
從震災後的日本現實情況看，“政府債務”漸失三大支撐。一是作為國債的主要承接者，日本銀行（央行）在災後連續向市場大規模注資，累計金額超過100萬億日元；同時，作為央行的基礎貨幣供給額度，央行準備金賬戶存款餘額也超過了40萬億日元，約為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的8倍，不具備繼續擴大吸收國債的現實條件。日前，日本央行總裁白川方明在國會證詞中就表示，繼續擴張購買國債恐傷及“日元信用”。而事實上，日本央行超常規放款，已經潛藏了日後“金融調節風險”，即一旦震災危機過後留存在市場的巨額資金如何調節，不僅將成為央行的難題，也必將對國際金融市場形成緊縮壓力。
二是作為日本國債的基礎支撐，日本國民儲蓄率下降，個人純金融資產餘額與政府債務總額日趨接近。自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後，政府持續擴大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形成了累計債務。而近20年，日本潛在生產率低下，經濟持續低迷，稅收難增，財政失衡，加之人口減少，老齡化時代加速到來，儲蓄率由上世紀80年代的10%降至2008的3%。震災後，日本國民恐慌心理上升，變現欲望增強，今後儲蓄率下滑勢頭難減。
日本國家借款增速驚人，從2009年底到2010年底，僅一年內就淨增48萬億日元，超過國家年度稅收總額，且表現為國債淨增。財務省預計，在未考慮賑災的前提下，到2011年3月底，日本國家借款總額將達943萬億日元，2012年3月底將進一步增至997萬億日元，接近日本家庭的“金融純資產”餘額（1076萬億日元）。這意味著今後政府舉債的空間日趨狹小。根據三菱綜合研究所推算，到2020年包括地方政府債務的日本國家總債務，將有可能超過“家庭純資產總額”。政府債務面臨失去個人資產支撐的風險。今年初，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和穆迪相繼下調了日本國債評級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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