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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12日，耿彥波（右一）在大同的仿古建築工地上現場指揮。 |
為此，他把規劃、土地、房管、城建四部門的工作都抓到自己手裡，同時把原來的土地儲備中心由正科級升格為正處級，要求所有的土地都歸攏到土地儲備中心。
在耿的強勢運作下，土地儲備中心很快就收儲了8000畝土地。拿到土地後，耿對土地價格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房地產開發每畝不低於200萬元，商業用地每畝不低於300萬”。這些土地收入足以填補250億元的資金空缺，但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大同市區房價從三年前的2000多元／平方米，一路飈升到均價4000元／平方米。
主政大同以前，耿曾向省委請命，希望能在大同起碼幹滿一屆。儘管近15年來，耿從未在一個地方幹滿一屆，但在大同，他所有的工作規劃和建設藍圖，都是按照5年的屆期定做的。現在，大同的城市轉型正值關鍵時刻，耿彥波本人卻因土地違規和政績考評兩度被約談，大同人不能不擔心，一旦他中途離職，給大同留下大量半拉子工程，將如何收場？
3月17日，耿彥波在經過國土部門和山西省委兩度約談後，接受《鳳凰周刊》記者專訪，披露約談背後的隱情，展現他的施政理念和內心糾結。
大同土地違規，90%是國家重點工程
鳳凰周刊：三年來，你在大同做了不少事，也挨了不少罵。最近國土資源部就大同土地違規問題和你約談，是什麼情況？
耿彥波：國土資源部問責還是有必要的。我在國土資源部約談時作了深刻檢討，2009年的工作中出現了違法占地問題，我是有責任的，應該承擔。不過，大同的違法用地90%以上是國家重點工程，還有一些地方重點工程，沒有一宗違規是和開發商有關的。這麼多重點工程開工，地方無權例行叫停，就算是例行叫停也停不下來。我想這恐怕是有問題的，當時我建議以後別讓基層同志們為難，一方面支持國家重點工程，另一方面還要承擔問責的壓力。國土資源部門也在反思和探討這個問題。
鳳凰周刊：因為國家重點工程被問責，你怎麼想？覺得委屈麼？
耿彥波：也不委屈，客觀情況就是那樣。按照下級服從上級的行政組織原則，只要是國家定了的事，地方政府應該責無旁貸加快推進，不能違背上級和國家的意志。但是，出了問題，總要有人成為被問責的對象。在這個過程中你必須承受一些個人損失，承擔一些外部壓力，你當這個市長就要承擔這份責任。
大同被國土資源部門約談，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反應是：大同這麼落後，國家應該支持，怎麼能說是違法呢？另一種反應是：市長帶頭違法，讓老百姓怎麼辦？他們這麼說，部分是因為對事實真相不了解，我想隨著政策的調整，這些問題會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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