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日電／香港《信報》日前發表社評說，中國“人口紅利”優勢漸消失。
社評說，中國公布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人口近十三億四千萬，比對二○○○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十年增加了約七千四百萬。香港信報社評指出，城鎮人口比例已接近半數，較十年前提高了十三個百分點，但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老齡人口比重上升，使社會出現“未富先老”隱憂；而“人口紅利”的優勢，如今已走到了發展轉折點。若不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生產結構，增速不僅將無以為繼，更可能墮入停滯不前的發展陷阱。
社評指出，所謂“人口紅利”，是由生產與消費的差異，與人口年齡結構改變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經濟成長變化。
據經濟學家A.Mason 及R. Lee 的研究分析，改變過程中有“兩種人口紅利”。第一個人口紅利是由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總人口增長速度帶來的人均收入增加。通過“撫養比”│即有效生產者人數與有效消費者人數的比率，來量化第一個人口紅利。過去三十年，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確實嘗到了第一個人口紅利的好處。
然而，當人口變化轉入下一階段，即勞動人口增長慢於退休老齡人口，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作用，便變為抑制人均產出或人均消費增長。難怪當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響起了中國“未富先老”的警號。
可以說，第一個人口紅利是透過量化撫養比率變化，去衡量對經濟所起的作用，計算基本假定是勞動人均產出不變；而第二個人口紅利的計算，則建基於年齡結構變化對財富創造過程所產生的影響。
按照一些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人口老齡化有可能加速資本積累，進而深化經濟的資本密集度，最終可提高勞動力的人均產出。但如果退休老人的消費需求，是靠家庭或政府的轉移支付來滿足，則人口老齡化只會加速財富轉移，而非資本積累。
很明顯，資源的轉移和再分配既不能創造資本，更須要靠稅收政策支撐，因而削弱勞動力的工作積極性。
據普查的資料，十五至五十九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有九點四億人，占總人口約七成；六十歲及以上人口則為一點八億，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三。按照推算，“十二五”期間（二○一一至二○一五年），十五至五十九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高峰後，便掉頭向下；老齡人口比重則往上提升。在同一階段，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轉移數量，逐漸不足以滿足城市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到二○一五年，全國勞動年齡增量等於零，繼後更變為負增長，最終出現持續性短缺。
近年，中國沿海地區出現“用工荒”，其實已反映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減速的發展狀態。目前，中國經濟的穩性增長狀態受到多方面的挑戰，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取得的出口優勢，通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美貿易矛盾深化的形勢下，已愈走愈困難，必須通過刺激和加強內部需求，作為經濟持續增長的轉換動力。
事實上，中國“高速增長奇跡”得益於龐大的廉價勞動力，並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藉此支撐了高資本產出率。然而，當廉價勞動力供應不再充裕，工資上升，而資本投入用於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部分增加，例如，工廠須要為減輕環境污染而建空氣淨化設施，優化工廠工作環境和安全，雖然此舉是經濟發展成熟的表現，但資本產出率必然下降，令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亦即銳意改變發展方式，提高工人所得，同時維持相對高速增長有難度。
社評指出，如今人口普查顯示勞動人口增速遞減，“人口紅利”走到轉折點，經濟發展呈現階段性“早熟”現象，進一步反映過去三十年的增長模式，已難持續匹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廉價勞動力優勢逐步消失，令產業升級、提高生產率的發展模式變革迫在眉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