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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各種情况來看，汶川災後重建工作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 |
中評社北京5月25日電（評論員 余永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三周年之後，輿論對災後重建情況予以了高度關注。此前的5月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視察災區時已經表示，經過三年的努力，震區重建工作取得了“決定性勝利”。5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京舉行震區重建情況發布會，四川省副省長魏宏介紹說，迄今國家規劃的4萬余個重建項目，已經完工的達95％，已完成投資占規劃總投資的95％，3001所重建學校已完工96．9％ ，“三川兩鎮”等一批遭重創的縣鎮村莊以全新的面貌再現。綜合各種情況來看，災後重建工作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
世界輿論也對震區的重建工作予以了積極肯定。埃及埃菲社的報道說，“近三年來，災區的城鄉面貌發生了脫胎換骨的巨大變化，經濟發展恢復或超過了震前水平。”日本《產經新聞》11日的報道描述說，“驅車進入北川……在擁有四車道的寬闊馬路兩旁，聳立著學校、醫院、音樂廳、購物大厦等嶄新的建築。”
中國災後的重建工作讓人聯想到鄰國日本。由於日本大地震發生剛滿兩個月，日本的災後重建工作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5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首相官邸主持舉行了 “東日本大地震重建構想會議”第四次會議。會後，“重建構想會議”主席五百旗頭曾對記者表示，資金問題仍是重建構想會議的主要議題。由於資金尚未落實，迄今重建工作進展緩慢。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公布的數字，截至5月10日，避難人數仍超過11萬人。這樣的進展引起了民眾的非常不滿。讀賣新聞社對災區周邊42個地方政府負責人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調查者認為，災後重建工作尚未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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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與中國高效有序的震後重建工作相比，日本的重建效率明顯相形見絀。也許有人會說，汶川地震已經過去整整三年了，而日本大地震剛剛過去兩個月，時間懸殊使災後重建工作不具有可比性。不過，即便以震後的重建工作相比，也能看出雙方的巨大差異。
汶川地震發生僅僅13天后，200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做出了“建立對口支援機制，舉全國之力，加快恢復重建”的決策。10天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常委會，就對口援建做出具體安排，確立了“一省幫一重災縣”的對口支援原則，決定北京、廣東、上海等19個省市以不低於各自1％的財力對口支援重災縣市3年。正是因為有了強大的經濟後盾，震區的重建工作才在短短的三年之內終于取得了 “決定性勝利”。據統計，過去的三年間這19個省市共實施對口支援項目4121個，安排對口支援資金843．8億元。
相比之下，日本震區重建工作所需的資金卻要經過一系列的審批程序，特別是要經過國會的批准。為了籌集資金，政府官員甚至提出過開徵“重建稅”的設想。但增加稅負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因為這會增加企業和個人的負擔，影響經濟復甦。菅直人是如此無奈，以至於在4月26日出席眾院預算委員會的重建工作質詢時表示：“為了災後重建，不管現有法律體系如何，必須採取超越性的對策。”連“超越法律”這樣的路子都想用上，無奈程度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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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造成中日震後重建工作效率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兩國政治體制的不同。中國是典型的“舉國體制”，政府壓倒性地掌握著社會資源。其優勢在於，國家遇到特殊災難時，政府可以迅速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應對困難。日本就不一樣了，“三權分立”制度下立法與行政的相互掣肘，使得重建獎金的撥付與使用都要經過國會的嚴格審查。而國會裡的在野黨並不希望執政黨通過救災為自己的執政業績增色，所以對執政黨的動議大都是唱反調。日本的災後重建工作進展緩慢，也就不奇怪了。
當然，凡事都有兩面性。在看到“舉國體制”的優越性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其消極性的一面。政府壓倒性地掌握著社會資源，且動用時不會遇到掣肘，極有可能導致政府決策的科學性、程序性和民主性程度偏低，資源浪費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並容易滋生腐敗。相比之下，相互掣肘的權力制衡體制，行政效率固然可能低下，但卻可以有效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決策失誤、貪污腐敗等現象。另外，民主政治的生態環境下，在野黨掣肘執政黨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一個在野黨都不會傻到逆民意而為的地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