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權更替後，我們迅速與新政府取得聯繫，也強調這一立場。
不干涉原則能夠使雙邊關係平穩過渡，不受政權更替影響，同時也要看到如何與新政府發展這種關係。新政府上台，經濟上也需要發展、合作。我們向埃及提供人道援助和適當經援。至於反對派，他們的力量也在組合過程中才能產生自己的代表和政治主張，我們也是採取開放的心態，跟各種政治力量進行交往。
我們和美國在他國政權更替時的做法有質的區別：我們並沒有去參與支持其中一派，反對另一派，而是尊重他們的選擇。我們還主張他們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避免用暴力方式造成人員損傷達到目的。美國對利比亞是最典型的，支持一方，利用安理會的決議，它的行動造成更多平民傷亡。這才是兩面派。
必須要冒的風險
東方早報：在這輪中東動蕩中，中國撤僑很成功，但代價也很大。
吳思科：我們損失很大，這是事實。我們很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但必須這麼做。我在3月下旬4月上旬去中東訪問，看到電視新聞報道中，利比亞很多外國人還沒撤出來，局勢動蕩，生活無著。對著鏡頭他們露出仿徨、惶恐、無助的神情，對他們自己的政府沒及時撤僑表示憤慨不滿。那時我們的撤僑是必需的，即便損失很大，也要把人撤回來。
但我們也不可能因為有風險就放棄“走出去”戰略，走出去之前的安全風險評估、政治風險評估需要加強。這肯定需要國家整體牽頭，各部門都需要獻計獻策。除了法律、媒體、安全防範，還有如何與當地民間社會團體、部族建立良好關係，出現問題的時候怎麼保障，都是在摸索中。
東方早報：在資源和風險之間如何權衡？尤其是政治風險。
吳思科：有些地方明明知道有風險，但也不可能完全放棄，只能提高警惕，但不能不去。非洲大陸幾百年前，殖民者剛進去的時候，都是傳教士、探險家先去，很多人死在那兒，也有很多人留在那兒。我們現在的風險比那時要小得多。如果沒有探險精神，都要保證四平八穩，恐怕國家很難發展得快。這麼多人走出去，肯定會有傷亡，當然誰都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都希望避免。但因為有風險就不去了，不現實也不可能。我們建立風險評估機制需要在實踐過程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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