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對美國出口的大國，但是從1978年到現在，工業制成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產品的比例中進一步提高，但是紡織品、玩具鞋類等低附加值的產品仍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這些產品基本是靠價格優勢在美國進行銷售，又是美國人的生活必需品。可見中國出口企業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很大，一旦在美國市場受影響，直接影響著部分企業的生存。所以我國應該從如何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附加值和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角度入手，實現出口產品的多元化和差異化。除了美國、歐盟、日本等我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家之外，出口企業可以積極拓展非洲、中東、東南亞等的市場，這部分的市場對產品的質量指標體系不及歐美嚴格，並且中國現在是東盟（10＋1）的成員之一，可以讓出口企業積極的拓展出口的市場領域。這樣既可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也可以減少由於同類產品進入一個國家所引致的貿易摩擦。
日本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開始對亞洲地區擴大在紡織品和電器方面的直接投資，將出口能力迂回轉移到這些亞洲國家，然後再向歐美進行出口，同時帶動本國的零部件、中間產品和成套設備的出口；進入20世紀的80年代，由於日美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增加了對美國商業和服務業的投資，特別是在房地產和金融方面。由於進行簡單加工業已經給中國帶來了不可忽略的環境影響，如果一個國家出口到另一個國家的產品占到本國該類產品生產的50%，可以考慮到當地生產或者進行產業的境外轉移。中國也可以採取這一策略，從周邊和我們文化價值觀相似、市場准入要求低的亞洲國家開始考慮。
4.以摩擦為動力，積極調整產業結構
從二戰後到今天的日美貿易摩擦是不斷升級的，但是伴隨著這些摩擦，日本也在國內施加相應的改革舉措，積極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1950年～2000年的短短50年當中，日美貿易範圍逐漸擴大，從原材料產業逐漸擴展到加工組裝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20世紀50年代從紡織品開始了日美貿易摩擦的序幕；20世紀6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的焦點轉移到了合成纖維和鋼鐵，這個時期日本的產業結構也由輕工業化轉向重工業化；20世紀70-80年代，彩色電視機、汽車、機床和半導體是貿易摩擦的主要產品，日本的產業結構轉向了技術密集型；20世紀90年代，由於日本在美國的金融、通信、房地產等領域的重度投資，進一步引起了宏觀經濟摩擦和制度摩擦，日本的產業結構也成功轉向了信息化。我國也應學習日本的這點經驗，以貿易摩擦為契機和動力，積極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產業升級使貿易摩擦逐步降低。
5.加強自主品牌建設和自主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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