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6日電／美國世界日報6日發表社論指出，通過塑化劑的追查線索，台灣全島幾乎全淪陷。從五星級飯店到街頭小販，都有業者使用有毒塑化劑。這說明：許多加工食品受到有毒塑化劑汙染。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台灣室內灰塵的塑化劑含量，以最常用的DEHP（鄰苯二甲酸二酯）言，已是“全世界最高”。在此同時，台灣社會的信任機制就在有毒塑化劑風暴的摧殘下瀕於崩解。
或謂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的年度預算只有22億到23億元，與食品直接相關的預算更低，僅有1億2000萬元，平均下來，每名台灣人只分配到5.21元可資檢驗食品是否安全。對此，有臨床毒物醫師站出來批評，這“根本就是個騙局”。直指台灣公權力部門對塑化劑特別是毒物管理過於輕忽，且從預算分配上，弱化檢驗部門的執行能力，涉嫌放縱食品供應廠商恣意為之。
社論指出，更令人無法同意的是台灣當局財稅部門有意“依法辦理”，提供遭到風暴掃到的“無辜”廠商給予損害補償，即減免貨物稅的稅額。有毒塑化劑的濫用和泡濫，所有使用的廠商，當然都心知肚明、都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如今公權力部門竟予“受害人”優遇，等同錯亂是非，且置真正受害人，即廣大的消費者於不顧。
藍營“立委”邱毅指控綠營“立委”黃淑英三年前在“立法院”公聽會中反對加強管制有毒塑化劑DEHP，舉證黃淑英的說辭：“所謂導致精蟲減少，要有強力的本土研究論述，才應改列第一類。”如果邱毅的指控可以覆按，正足以說明：毒物管理的背後難謂沒有利益集團，也是影響公權力執法的寫照。黃淑英除反訴她個人“無辜”外，還可預見邱毅的指控不會有什麼下文。蓋公權力部門根本就是共犯結構，此時唯一能追究的是選民；但若選民只知區隔黨派差異，不知政治道德和良心如何區辨，整個公是公非即無從追究。
食品添加塑化劑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幾乎無從估算的難題，也很難明確消費者的受害程度；由於DEHP未列入第一類毒品，相信所有涉案廠商都會使出各種可能的手段減低或豁免於刑責和民事賠償。公權力部門在追查上游廠商之餘，為求穩定人心，也會力求壓縮打擊面，講得好聽是“抓大放小”，例如居於末端的麵包店就有可能逃過清查，更大的考量則在穩定人心。
塑化劑毒害風暴在台灣似有愈挖愈深、愈廣的勢頭，人心為之惶駭不安。一是不知過去中了多少毒而不自知；二是所有檢驗都過了關，不保證食品安全，更不保證有無塑化劑之類的有毒添加物。整個社會的各種信任機制，包括各種食品檢驗的信用全告崩潰。這已不能以“無商不奸”來形容，而是毒害無所不在；換言之，食品加工只要多經過一道工序，多摻一種添加物，毒害就會加碼而來。
台灣有明確的藍綠區隔，照理說，這會形成強而有力的監督機制，而且會緊追不放重大議題。但這種監督機制與其說是起了正面作用，不若說，根本是在各分畛域，除了勇於表達立場，就是追求黨派利益，對公共事務幾乎無所用心，這才會有毒物管制可以放任不管的怪現象。飽受黨派畛域摧殘的社會信任機制，再加上黑心廠商的蹂躪，消費者的境遇自是可想而知。
社論指出，一個沒有信心機制的社會，非但人人自危，也無從建立社會共識。過去台灣媒體和某些公職人員，以極盡各種鄙夷的用辭來嘲弄大陸黑心奶粉含有三氯氰胺，今天回頭省視台灣的黑心食品豈止不遑多讓，且猶有過之。這只能印證兩岸黑心和假冒偽劣商品的無所不在，也不必再奢談台灣形象；要害還在台灣社會本身有無反省能力；在追查黑心食品廠商的同時，更要看重：如何重建台灣的社會信心機制才是當務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