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當前西亞、北非和以前的中亞、東歐爆發顔色革命的許多國家，它們具備一些共同的政治經濟環境、意識形態和輿論氛圍特點。如，在政治上都曾推行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和民主選舉，在國際外交政策上討好、順從美國的經濟軍事霸權，在經濟上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大規模私有化造成腐敗泛濫並形成高官家族財團，新自由主義導致了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蓄積了龐大的社會貧困人口和強烈的社會不滿。這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領導人和學者，盲目遵從美國倡導的全球化並實現同國際市場接軌，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國輸出政治經濟動蕩的幫凶。
突尼斯政府的經濟領導人一直遵從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識”，推行公益事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公共服務和基本消費品的價格管制並實現國際接軌，為美國輸出通貨膨脹誘發社會不滿和政治動蕩創造了條件。
2010年9月，突尼斯政府同國際貨幣基金達成了一項協議，取消殘存的一點政府食品價格補貼，並實現完全與國際接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突尼斯政府2010年的協議，突尼斯政府承諾將嚴格控制政府財政開支和補貼，降低公共債務的比重以促進國際投資者的信心。此後不久，倫敦、紐約、芝加哥商品期貨市場的大宗農產品價格隨即開始了新一輪大幅度上漲，成為引發社會不滿和政治動蕩的導火索。這些事件在時間上的高度巧合令人感到驚訝，顯示了美國正是依靠輸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誤導發展中國家打開大門實現國際接軌，進而輸出通貨膨脹、政治動蕩並維護美元霸權。但是，西方媒體將突尼斯動亂完全歸咎於政治獨裁，掩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脅迫誤導政策的破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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