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在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斷擴散、國家間關係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危機管理日益走向國家間博弈的前台，成為國家獲取利益、調節與他國關係的重要方式和途徑。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首先，在單極世界的陰霾遠未消除、多極化國際格局尚未建立的大背景下，某些大國利用優勢力量加緊對全球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爭奪，顯著加劇了傳統國際危機發生的頻度與烈度。其次，在殖民戰爭和赤裸裸經濟剝削與掠奪日益遭世人唾棄的當今時代，世界大國日益通過對國際金融、貿易體系的主導權來剝奪其他國家勤勞致富的成果，非法轉移國際財富向其國內流動，引發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和匯率大戰，甚至還誘發、製造其他國家的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第三，為了尋找在各個地區和世界主要國家的代理人，一些西方國家還頻繁通過培養親西方的精英力量、掌握其國內外輿論工具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方法，向重要目標國家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滲透，不僅在世界上引發各種各樣的“顏色革命”，還參與、製造了很多國家的民族分裂危機和群體性事件。第四，在全球治理方面，現實或潛在擁有核生化武器的國家間的交手頗多顧忌，因此借助危機打壓“無賴國家”是某些強國對付弱國的重要手段。眾所周知，朝鮮對外宣稱擁有核武器，而伊朗則一直堅持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面對這樣的對手，美國一直難以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問題，而只能更多選擇利用國際原子能機構製造核查危機或利用地區盟友來製造緊張局勢來“醜化”對手，隨後利用國際機制的力量來制裁它們。最後，還有一些現實或潛在擁有核生化武器的國家為打破不利的地區格局或某種國際制約，擁核自重，主動製造危機或通過戰爭邊緣政策來引發國際社會對自身問題的關注。綜合來看，危機作為國家博弈手段有四個方面作用：一是通過危機博弈試探對方底線和容忍限度；二是通過危機博弈傳遞信號，表明己方立場與決心；三是通過危機博弈釋放國內壓力，獲取利益。四是通過危機甚至衝突來間接交手，以危機博弈代替大戰，從而劃定彼此利益邊界。
質言之，危機管理事實上就是當事國利益之間相互競爭和協調的過程。在危機管理的過程中,對抗雙方能夠逐步摸清彼此國家利益的“底牌”，避免在重大問題方面挑戰對方的核心利益將有利於大國關係的平穩發展。面對複雜多變的安全環境，各國在進行戰略謀劃時也都開始把危機管理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
中國和平發展大戰略呼喚中國特色危機管理理論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但也必須看到，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國際形勢日趨複雜、敏感和多變。中國作為正在迅速崛起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其國家利益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延伸，中國遭遇國際國內危機和衝突的可能性顯著增加。在新形勢下，加強國際危機管理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支點。
首先，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增大，來自外部力量的警惕、壓力、遏制與圍堵也將同步增大。當前中國和平發展面臨的外部壓力及其可能引發的危機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資源糾紛和海洋權益矛盾。比如，中日東海油氣田問題、中日釣魚島問題、中韓黃海漁業資源之爭、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主權之爭等，已經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中潛在或現實的危機爆發點。
二是中國崛起衝擊了美國主導的霸權體系從而引發可能的危機。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華戰略定位經歷了“孤立與遏制”、“建設性合作夥伴”、“戰略競爭對手”、“利益攸關方”等調整變化，但其實質始終表現出兩面性特徵：一方面承認中美之間存在深刻的共同利益，需要與中國合作；另一方面堅持把中國視作為其稱霸全球的“威脅”，對中國處處設防，實施戰略圍堵與牽制。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和軍力的持續快速發展，美國也加快了經濟圍堵、軍事遏制中國的步伐。
三是大國積極插手中國周邊問題，努力製造和埋伏針對中國的國際危機。比如，美國自2009年7月以來高調宣示“重返亞洲”，並積極推動南海問題“東盟化”，為干預南海問題埋下伏筆；在2010年3月爆發的“天安”號事件中推波助瀾，製造東北亞緊張局勢；在2010年9月的中日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中，明確表示將美日安保條約範圍適用於釣魚島，助推中日對抗不斷升級，挺日抑華、借日反華意圖明顯等。中國目前是美國戰略管理的首要目標，其管理手段包括遏制與接觸，目的是將中國納入到美國主導的單極霸權體系當中。
其次，隨著中國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國已無法再關起門來埋頭發展，而必須時刻關注國外各種局勢的變化，特別要關注重要利益地區和周邊安全環境的發展演變。截至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達560多億美元，在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2000餘家，海外勞工總數超過400萬。2009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達900.3億美元，出口總額達12016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位。進口原油1.99億噸，對外依存度超過50％。這些突出反映了中國利益全球化與防衛能力本土化的矛盾。同時，中國能源運輸通道仍然遭遇“馬六甲困局”等瓶頸制約。目前，中國80%左右的石油進口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運輸，這一交通要道堪稱中國經濟的“生命線”。但是，包括馬六甲海峽在內的東南亞水域是目前世界上海盜活動最猖獗的地區，而且，美國曾一再表示有意協助有關國家在馬六甲海峽地區反恐維穩，“馬六甲困局”由此更加凸顯。所以，在充滿了動盪因素的當代世界和在民族國家相互依存加強的國際環境中，危機管理成為國家維護海外戰略利益的重要能力部分。
最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許多深層次的問題與矛盾開始凸顯出來。這主要在於：一是國內分裂、恐怖和極端勢力活動仍十分猖獗。冷戰結束以後，受國際民族分裂主義的影響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推動，“藏獨”和“疆獨”等分裂勢力的活動進入了一個急劇活躍高峰期。二是社會矛盾構成國家安全危機的潛流。當前，由於腐敗問題、貧富差距懸殊、拆遷問題，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民眾普遍存在仇官仇富心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借此抹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形象。總之，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任何國家安全威脅的形成與發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特別是中國正處於改革發展的攻堅期和內外矛盾的凸顯期，國家安全問題日益變得複雜而敏感。因此，我們在危機管理中必須高度重視和關注國內因素與國外因素、傳統安全因素與非傳統安全因素、潛在危險與現實威脅的複雜聯動效應。
客觀上看，目前國內危機意識仍然十分薄弱且對危機的認識存在偏頗，不僅繼續將危機看作是偶然性的、突發的外部事件，而且還固守危機就是絕對的壞事情的傳統看法，其對危機管理更多地強調消極預防與被動應對。今後相當長時期內，樹立和踐行危機管理為積極管理、戰略管理和全程管理的新理念，研究和借鑒西方國家的國內外危機管理模式與經驗，建立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危機管理理論，成功地預防危機，不斷提高控制和駕馭危機的能力，降低與其他大國間衝突風險，從而順利實現國家的和平崛起，將是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課題。
注釋：
(注1)胡平：《國際衝突分析與危機管理》，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頁。
(注2)轉引自[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631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6月號，總第1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