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21日電／《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晚清吳趼人的章回小說，它和《官場現形記》都是十九世紀末期對當代政治和社會的諷刺及針砭之作。台灣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震生今天在聯合報撰文說，他在90年代返台工作，從當年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旁觀者，轉成台灣高等教育的參與者，二十年間目睹了許多怪異現狀，雖然教育並非個人的專業，但親身的經歷讓他至少有發言的權利。
文章說，如果有人問台灣高等教育最大的危機是什麼，少子化造成學生人數逐年遞減，許多大學面臨學生不足、可能關門的危機。“內政部”和“經建會”難道沒有台灣人口出生率的趨勢統計？當然不是，但政府卻為了討好地方的利益團體及缺乏對抗來自部分“立委”的壓力，造成高等學府快速成長，不僅升學率居高不下，甚至出現招生不足的情況，讓許多學生並沒有意願、又沒有興趣、有些甚至缺乏應有的能力或訓練，但卻有足夠的機會就讀大學。
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就是不少學生受制於環境，又承擔來自父母的期待，儘管家中經濟情況不允許，還是借了助學貸款或是打工來支應昂貴的學費。不過，由於台灣的大學文憑早已不具過去的價值，結果儘管混到畢業（私校不太願意嚴格把關，將衣食父母送出門），卻沒法找到合適的工作，或是能夠有效還清貸款的待遇。
文章指出，私校學生中，來自弱勢家庭的比例不少，卻需擔付較為高昂的學費，而“國立”大學的學生則大多來自中上階級。這些學生的家長，讓他們在中小學生時就參加了各樣的才藝班，或是海外的短期留學，在甄試或申請時占盡優勢，也順利進入了學費低廉的“國立”大學。過去，台灣的教育雖然不見得是在立足點一定平等，但在公平的聯考下，弱勢孩子至少還有一搏的機會，如今他們所面臨的不利狀況益加嚴峻。如果我們將台灣頂尖的“國立”大學改成私立大學，而私立大學改為“國立”大學，前者照樣可以招到學生，後者則更能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美國的許多頂尖大學都是私立大學，學生願意以超過州立大學三倍的價錢接受高質量的教育。台灣“教育部”一方面限制公私立大學的學費漲幅，造成許多學校為彌補財政不足而廣設在職進修班，一方面又要求學校重視研究、追求卓越。不在頂尖大學內的學校等於被判了重刑，結果大學學術行政主管忙著要求教授們申請各樣的研究計劃、與國外簽訂了無法有效執行的交流計劃、約聘行政人員忙著準備永無止盡的評鑑資料、系所舉辦了為數過多但參與不足的研討會及座談會，學生們抱怨老師關心的是論文的篇數、個人的升等及研究獎勵，而忽略了教學及對學生的生命關懷。
增設在職進修的碩士班後，許多頂尖大學必須依“教育部”規定要求學生撰寫碩士論文，但在教授人數不足、需要指導論文的數目太多、並且還要忙其他研究、教學和學術行政，很難兼顧論文的品質，結果是論文不僅品質不佳，許多甚至連基本格式都不符合，但卻在沒有嚴格把關的情況下，一一獲得學位。（個人過去三年僅有一位學生的論文是我在口試後當場簽字通過的，其餘都要確認完成修正才放行）。
文章最後說，如果學習僅是為了取得學位，而非對學位背後的學術內涵及專業知識有所追求或尊重，而教授們也不願捍衛學術專業，讓文憑僅是一張缺乏說服力的文件時，“教育部”僅需檢視這些碩士論文就可判定那些被評鑑為頂尖大學的明星學府，是否真的是在追求卓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