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聲說，“報紙上當然沒點共產黨，但是說救亡圖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發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壞了。”俞正聲說，“我是在哪兒看到這種言論的？是在我們上海的報紙上，而且是轉載的北京的報紙。”
對於這個問題，俞正聲舉了自己4月在《新華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為例。該文談到，1920年，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的寧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後一個月當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報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極有限。“我到上海以後，感覺很多人對上海的 （上個世紀）30年代很留戀。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國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綠洲。20年代上海已經發展了，上海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麼？上海的富商們為海原大地震貢獻了什麼？”
在俞正聲看來：“五四時代就是一個救亡圖存的時代……不能僅僅看到大學裡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個對社會的判斷。”俞正聲強調，在這種時代特點下，中共誕生，就是要為勞苦大眾打天下，就是不能讓社會、官僚們熟視無睹群眾死活的狀況在中國繼續下去，所以才產生了共產黨。
他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怎麼看待“新中國的建立”。
“有人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軍事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軍事上比國民黨高，我覺得是不對的，根本上是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俞正聲隨後談到農民參加土改。
“有的同志說，土改就是農村裡的痞子，把地主的財產分了，亂打亂殺，這個現在很多文章裡面講過的，有沒有這種情況？有！但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在土改中亂打亂殺的結果，必然導致這個地區群眾的反水，這不是沒有發生過的，抗戰時期也發生了。但是為什麼那麼多群眾擁護解放軍和擁護共產黨呢？從根本上說，土改運動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麼看待“社會主義建設艱難的探索”。
俞正聲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這不光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也是黨的錯誤。
他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母親（注：範瑾，曾長期從事新聞及宣傳工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丈夫是曾出任建國後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黃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監獄，1975年回來，出來之後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一個高中生，在學校裡被批鬥，後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麼為什麼對毛主席還基本上是一個正面的肯定態度？他有很嚴重的錯誤，為什麼？我個人認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對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雖然他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計地詆毀他，甚至說，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喬木寫的，胡說八道，胡喬木寫不出這種文章來。第二個，我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俞正聲說，“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