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掌握並行使權力，尤其是奉行對帝王負責、為民眾服務的重要使命。因此各級官員往往被稱為“父母官”。所謂“父母官”，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各級官吏希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民眾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稱之為“父母官”；更大意義上看，各級官吏的衣食父母的民眾和百姓，因此他們有義務為民眾服務、為民眾做事，並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帶頭遵規守法、勤政愛民並作為道德楷模。
建國之後，中國的官吏管理體制也經歷了幾多變革。不能不承認，改革開放之前的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中國對官吏的管理和鞭策是嚴格的，絕大多數官吏的操守是有目共睹的。毛澤東深刻吸取李自成功敗垂成等歷史教訓，把“治國先治吏” 的思想發展為“治國就是治吏”。建國後果斷決定槍斃張子善、劉青山等貪污犯高官後，毛澤東指出，“要重讀《資治通鑒》，治國先治吏。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耻，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無法治理他們，則天下一定大亂。殺張子善、劉青山，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在主席的嚴厲要求和帶動下，當年涌現出大批焦裕祿式的幹部，開創了時代清廉。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各項事業也躍上新台階。但不能不看到，伴隨經濟繁榮，許多負面因素也隨之而來。在社會層面，道德滑坡現象比較嚴重，社會風氣浮躁拜金，人情冷漠、相互防範現象突出，言行不一、溜鬚拍馬、文過飾非已經見怪不怪，社會誠信大打折扣。在商界乃至飲食服務業等不少領域，各類弄虛作假、違法亂紀現象突出，特別是官場上貪污腐敗、瀆職犯罪、無所作為等行為屢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導致官場怪像迭出，引起國家上下的普遍擔憂和強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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