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模式其實反映了冷戰時期的訴求。泰國的支柱(民族,宗教和國王)支撐起一個聯合統一的和諧狀態,並帶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穩定局面。這個現行體制以軍隊-王室-官僚機構的三方聯合體為根本,而對它的挑戰則一再遭到壓制。在那時候,學生們每天早上都要唱軍歌,泰國人也都知道自己在這個僵硬的精英主義階級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而這種意識又不斷被學校和家庭中的社會宣傳和理念灌輸所強化(所有媒體都是國營的)。
但他信的泰愛泰黨在2001年崛起挑戰了這一切。該黨花巨資聘請國外專家收集民意信息,並提供了清晰的政策議程和強勢領導,那些以往被無視的選民(尤其是北部和東北部農民)的呼聲開始發揮威力。賄選行為日漸式微,而選民和政黨之間的聯繫則開始扎根。
2001年時冷戰已經變得遙遠,當局無法再動輒關押那些反對派政治領袖。互聯網的發展擴大了信息來源也稀釋了信息,思想控制越發困難。此外新的國際準則也日漸通行,那麼原本對政變、軍事獨裁和鎮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外部勢力也加入了民主和人權的行列。泰國的人口結構同時也發生了改變。冷戰時那套號召團結與穩定的教條對孩子們已經不起作用,事實上如今許多大學生都是在冷戰後出生的。這些因素共同孕育了一個新的政治環境,而當時身為電信業大亨的他信則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大膽創新,整肅官僚機構,向窮人傳達自己的競選承諾,制定國家工業戰略,還重新設計了一個長期外交政策議程。當然,他信的統治也有其肮臟的一面:腐敗、利益衝突、裙帶關係,侵犯人權和濫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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