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角色是好人還是壞人，和一位演員該不該演他，是兩回事。無論強調體驗的俄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主張演員與角色合一；還是強調表現的德國布萊希特體系，主張第一自我監督第二自我，主張間離和陌生感，使觀眾深入思考，都首先承認這樣一個前提：那就是演員是演員，角色是角色，角色說的話不等於演員說的話，演員演一個角色並不代表他認同角色的價值觀。如果演一個殺人犯，就表明演員認同殺人犯，這樣還有哪一個演員敢演壞人呢？
藝人的職業操守感覺跟律師有一些相似，律師受托於原告，就為原告服務；受托於被告，就為被告辯護，這個非關律師的價值取向，而是法律賦予律師的職責，全美律師協會《職業行為模範準則》所言：“律師須熱忱為客戶代理，在合法範圍之內”。一位律師為一個強姦犯竭力辯護，並不意味著這位律師就贊同強姦，就不同情受害者，就是非不分，就比受害人的代理律師更不道德。但是，藝人似乎還是和律師有些不同，律師往往是明知是非，而故意不問是非。（律師的作用不僅是實體性的，更是程序性的，律師有時看起來罔顧受害人和公眾利益而為壞人辯護，是因為法律為實現正義，“需要”律師扮演這種形式對抗的角色以維護法律的形式正義。）而藝人則不一樣，他本身的價值取向就往往是混亂的；或者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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