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國智庫面臨思想需求和人才需求。一方面美國政府面臨複雜的國內、國際局勢，需要智庫提供的思想支持；美國媒體也需要智庫以輿論領袖和輿論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讀和創新觀點。智庫在公眾與政府之間開辟了一個政策交流的平台，社會公眾和政治精英在這個公共空間可以就政策問題輕鬆、自由地交流。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也需要智庫為下屆政府培養人才、輸送人才。
第三是產品質量。美國智庫研究人員比較多元，大多數是具有專業背景和博士學位的學者，一部分是前任政府官員，還有一部分是資深媒體從業者。這種多元化的研究人員構成，保證了智庫的研究成果與社會實踐的密切結合，也保證了思想研究與政治實踐之間轉換的可能性。
第四則是市場營銷。近20年來，美國智庫通過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方式，強化其研究成果的影響力。如今，網絡媒介以其信息傳播的快捷、互動、全球化，成為美國智庫眾多傳播渠道中的新寵，是美國智庫全球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目前，中國智庫無論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是以官方智庫為主，大學智庫在政策制定領域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其優勢，獨立智庫還處於起步階段。儘管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照搬美國智庫模式，但我們可以從其運行機制中尋找到一條提高中國智庫影響力的現實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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