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民銀行外匯資產也因全球通脹率上升而縮水。因為即使外匯資產不折算為人民幣而仍以外幣計值，其實際購買力也會因全球通脹率上升或其它商品的價格變化而下降。例如，雖然201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比2002年擴大了10倍，但石油購買力只擴大了3倍。
第三，人民銀行還面臨導致國內通脹壓力上升的風險。除了央票和準備金利息成本會助長通脹壓力，13.6萬億元人民幣的準備金構成基礎貨幣的來源，貨幣擴張潛力和潛在的通脹壓力較大。
——不對稱的政策取向。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是理解和研判中央銀行政策走勢的基本依據之一。以“理性”著稱的中央銀行，一定會採取各種措施避免或減少損失。
面臨利率和信貸風險的美、英、日、歐央行，會傾向較長時間地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尤其是低利率政策，以期降低銀行債和國債的融資成本，尤其是歐央行的低利率不僅有助於各國發國債和金融機構債，而且有利於歐洲穩定基金降低發債成本，籌措應對歐洲債務危機的資金。此外，低利率有助於推高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四家央行所持抵押品的價格，穩定甚至推高四家央行資產收益，更便於四家央行逐漸出售所持資產，最終成功地縮小資產負債表。
然而，人民銀行則期望其與國外的利差較小，以避免套利資金流入。可見，資產負債表結構的差別，決定了四家央行與人民銀行的政策目標之間存在一定衝突：四家央行傾向寬鬆的貨幣環境（如維持低利率）與人民銀行傾向偏緊的貨幣環境（期望四家央行盡早提高利率）。
四家央行的政策，會加劇人民銀行面臨的匯率風險和通脹風險：推動四國貨幣相對人民幣貶值，降低外匯資產的人民幣價值；推動全球通脹率上升，稀釋中國外匯資產的實際購買力。
——不對稱的先天條件。
在這場四對一的遊戲中，四家央行有三個先天優勢，一是四家央行都能發行儲備貨幣，其貨幣可以暢行全球，貨幣不會完全憋在本國而過快地造成本國通脹；二是都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吸納國內外儲蓄為其銀行和國債融資；三是有金融規則的制定權。如清償力II協議規定的保險公司要更多地投資於政府債券，巴塞爾協議III也規定政府債券應是銀行資本金中的最安全資產。這些政策都將增大對國債的需求，降低了國債利率。
人民銀行則不具備上述優勢：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不能作為信貸貨幣大量流出，被動投放的貨幣集中於國內金融體系，而欠發達的金融市場又不能充分吸納這些流動性，過多的貨幣追逐少量資產，自然容易形成商品和資產通脹壓力。
——不對稱的政策工具。
四家央行動用各種政策工具來創造寬鬆的貨幣環境，如利率、匯率、準備金、甚至非常規的量化寬鬆政策。
四家央行可以通過兩個辦法來維持低利率：一是通過制定低政策利率（如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來維持低短期利率。其維持時間長短取決於四經濟體的通脹率。其通脹率越低，越有利於其維持低利率。二是吸引國內外投資者購買其國債來壓低長期利率。這些投資者大體可分為國內外私人投資者、國外官方投資者和國內官方投資者。例如，國內外私人投資者仍然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人民銀行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外國官方投資者；美聯儲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國內官方投資者。
相反，人民銀行動用的工具和市場化分散風險的力度受限。在回收再貸款和再貼現、開展央行外匯掉期交易、調整人民幣準備金率、部分地動用利率和匯率等政策中，一些政策的效力日益受限，成本日增。比如說，自2003年到2010 年底，央行對衝外匯占款的成本支出已過1萬億元，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商業銀行徵稅，不但降低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和競爭能力，而且助長金融脫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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