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會的興趣是小報醜聞泛濫的天然溫床。英國民眾對小報鐘愛有加，對“消費”名人隱私津津樂道。極力挖掘社會醜聞和名人動向，成了新聞商業競爭的必然邏輯。媒體傷及權貴時，往往會受到公眾的寬容，但這次竊聽事件傷害的首先是一名無辜的謀殺案受害者及其家庭，公眾的道德義憤就難以按捺了。
民意是多元的。有消費名人隱私的取向，也會有保護名人隱私的取向。道德也是有底線的。津津樂道於戴安娜風流韵事、王室內訌的大眾民意，轉眼便一邊倒地痛斥“帕帕拉茲”（娛記）們害死了“人民的王妃”。
另外，英國對個人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目前還遠遠落後於實踐。公眾的知情權與新聞人物的隱私權始終是一對矛盾。對大眾傳媒，名人既有借機炒作追名逐利的動機，又有將惡跡與尷尬妥善封藏的需要。法律、道德與倫理的抉擇，就在這些敏感區域間游走。但英國相關制度對侵犯隱私的行為長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新技術的“另一刃”更是應對乏策。此次竊聽訴訟事件，在實行判例法的英國也許會成為一個契機，在一定程度上為新技術環境下個人隱私權的保護設定較為清晰的法律和道德界限。
不少人認為，默多克此次將斷腕求生，民意汹汹之下，丟卒保車，勢在必行。但也有人擔心，默多克會以新的小報取而代之。因為英國適合小報生長的土壤沒有變，小報就不會死，煽情主義也不會消亡，而那些竊聽的技術手段也不會被拋棄。一則“《世界新聞報》事件”，萬花筒般地折射著英國的世間萬象，下一步何去何從仍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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