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關注的是,2002年11月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提出了一系列新形勢下對台工作的新思路、新主張、新論述。突出的是2005年4月29日胡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60年來首次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06年4月16日胡總書記與連戰第二次會見強調，“和平發展理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成為兩岸同胞共為之奮鬥的目標”。此後胡錦濤還就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提出４點意見:要繼續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要繼續維護國共兩黨、兩岸雙方的良性互動;要繼續穩步推進兩岸交流合作;要繼續保障台灣基層民眾共享兩岸交流合作成果。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正式寫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2008年12月31日胡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更進一步完整地闡述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思想。
兩岸和平發展，是人民需要的最大公約數。如今，不僅是兩岸人民可以直接雙向往來，更重要的是血濃於水，情緣相連，難以割斷。島內多次民調顯示，80%以上的台灣民眾，希望維持兩岸“和平、互利、雙贏”的現狀。台灣主流民意顯示，不希望因“台獨”引發兩岸兵戎相見，同胞相殘。事實證明,民意決定兩岸必須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此路符合歷史與現實，此路通向最終解決台灣問題，除此別無選擇。
兩岸和平發展,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必經之路。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符合台灣民眾“求和、求利、求發展”的主流民意，有利於維護亞太地區和國際局勢穩定，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然,要看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過程,即時間不會太短，階段性沒有10年、20年乃至更長時間不算階段性。和平發展階段的時間長短，主要取決於台灣、大陸和國際三方面因素，其中台灣因素中的台灣民意，更加至關重要。
就台灣民意來講，台灣民意一直是決定台當局兩岸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過去20多年，台灣民意迫使當局開放兩岸政策有許多實例，可舉3個典型的例子給予佐證：
一是1987年11月蔣經國先生晚年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簡單講這一政策之所以出台，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當局作出了順民意、合潮流，深得人心的正確決策所致。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國民黨當局有著巨大的民意壓力。據1987年8月台灣《自立晚報》報導的一份民調顯示，民眾認為前往大陸探親“早就應該開放了”的比例達到64％。此一資料顯示，當年數十萬退踞台灣的國民黨老兵的訴求，已成為一股強大的民意，無法阻擋。當然，如果當年蔣經國有壓力，沒行動，那今天兩岸關係會是何種狀況，不得而知。
二是2005年4月國民黨主席連戰毅然、決然地赴大陸展開“和平之旅”，實現自1945年8月28日重慶談判國共巨人握手後的再次握手，這是國共兩黨作出順應兩岸和平發展主流民意的正確決策所致。同時，這與當時台灣民意的支持也是分不開的。連戰行前國民黨曾委託民調機構多次做民調顯示，有近50%的台灣民眾支持連戰到大陸參訪，其中年輕、高學歷的受訪者對連戰此行持正面肯定態度的比例較年長、學歷低的民眾明顯要高。當然，如果沒有連戰先生果斷的行動，何來今天兩岸關係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
三是2008年12月兩岸“三通”歷經30年之久後終於實現。根據2008年12月“陸委會”公佈的民調顯示，有高達近90%的民眾認為，應該有條件地開放兩岸直接通航，創下歷來調查最高紀錄。但民意的壓力只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關鍵是執政當局要以民為本，有所作為。
從上述三個案例看，解決兩岸之間的任何問題，沒有民意做基礎，是難以解決的。當然，單有民意，執政當局的決策與民意脫節，也辦不成大事。政治人物順應民意固然很重要，尊重主流民意，並加以正確引導，擔負起歷史的責任和使命更不可勿視。
目前，兩岸關係雖是“和平發展期”,但這個時期的兩岸關係已進入“深水區”，政治上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難以解決，成為影響兩岸關係向縱深發展的重要障礙。一方面,我們切不能為今日無法解決的問題，而犯下急於求成的毛病，另一方面也不可因暫時不能解決兩岸政治問題，就懷疑“和平發展”方針的正確性。時代變了，兩岸關係基礎變了，只是還需要時間。星雲法師曾說過：“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念轉”，一念之間，豁然開朗，水到渠成。要相信兩岸和平發展已走在歷史正確的道路上，未來的兩岸關係即使有曲折、反復，並不可怕。只要準確把握真實的民意，只要是符合實際、深得民心的決策，都會得到人民的支持。要相信未來的台灣民意，總體趨勢會循序漸進地向著“認同中華民族、共謀振興中華”的大方向發展。因為，以人為本，人民為大，民意不可違。
中國和平發展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所在
中國和平發展，兩岸和平發展，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進，缺一不可。中國和平發展也是講原則的，即：國家主權不能放棄，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兩岸和平發展也是講原則的。即：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對待兩岸和平發展中的政治分歧，按照國台辦主任王毅在胡錦濤總書記“12.31”重要講話周年座談會上強調: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做法,是推進兩岸協商不斷向前邁進的有效途徑。當然，如今台灣的政治現實也告誡我們，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應簡單而過於樂觀，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一是兩岸和平發展給台灣民眾帶來的紅利還未完全普及、到位。從1987年兩岸人員交往至今的24年，雖有數以千萬計人次的往來，相互的瞭解和彼此的理解有很大的增加，但必竟仍有約三分之二的台灣民眾尚未踏上祖國大陸，這部分人對大陸不甚瞭解，甚至很陌生。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民眾，尤其南部民眾，悲情意識還蠻嚴重。生活在台灣的民眾，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不會因兩岸簽署了一個ECFA而減低；兩岸簽署ECFA後，有部分業界和民眾受到衝擊和影響,ECFA實施後的真正績效還需要時間及實踐檢驗。
二是民進黨堅持“台獨”立場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障礙。坦率講，民進黨現在有“台獨”黨綱和訴求，而沒有“台獨”條件和空間。但作為島內曾經執政8年的最大反對黨民進黨，在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下，不排除政黨輪替執政。如今國民黨維護兩岸和平，推動兩岸交流，受到多數台灣民眾肯定，這是民進黨不願見到的。故民進黨藉監督兩岸關係為名，操縱輿論攻擊國民黨“親中賣台”，對抗大陸。因此,要警惕和前瞻性地預估到極端“台獨”分裂勢力的盲動，可能給兩岸和平發展帶來危害，防民進黨“台獨”勢力瘋狂“豪賭”，鋌而走險、捲土重來。
三是少數國家“以台制華”戰略仍在牽制中國的和平發展。當今少數西方國家不會希望中國統一、強大。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美國廢除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幾個月後又搞出一個“台灣關係法”。如今美國雖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履行對中國的政治承諾，肯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時，又採取“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雙軌”平衡政策，既擔心切香腸式的“台獨”切到美國手指，又不停地對台軍售，履行對台灣所謂的安全承諾，這完全基於美國國家利益需要。因為，台灣海峽是亞太區域經濟、軍事戰略要地，美日“安保”染指台灣蓄謀已久，這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所在。
上述三方面情況表明,不可忽視兩岸和平發展、中國和平發展，同時受到台灣及外國勢力的影響與牽制，有時甚至受到嚴重威脅。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中國和平發展提升綜合實力。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增強，必須依靠經濟建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經濟建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離不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穩定的國際環境。
毛澤東1960年在北戴河會見副總理李富春時曾講過，“手中沒得一把米,叫雞都不來”。簡單講,你沒有實力,別人就不聽。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指出,“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這其中第二點，很明確地指出，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有實力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201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這是我國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準、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後，我們必須繼續牢牢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決不能有織絲毫動搖”，“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的關所鍵所在”。
總之,兩岸和平發展已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應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重要戰略。全面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與中國和平發展同步進行，是基於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是基於兩岸民意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共同所需，兩岸應共同把握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8月號，總第16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