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表示，這應該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當政府部門不再對那些打工子弟履行教育產品提供者職責的時候，打工子弟學校就應運而生了，其發展空間實為政府所讓渡。而這種讓渡於政府部門而言無疑是一種職能缺位。尤有進者，政府部門把教育部分打工子弟的職責交付到民間辦學投資人手上，卻又不按照教育的規律和要求進行監管，從而導致投資人逐利衝動完全不受遏制，這豈不是意味著雙重的職責缺位嗎？
打工子弟學校亂象叢生，治理之道無非兩個，要麼在做好學生安置工作的前提下進行關閉，要麼引入競爭，使具備條件者都可以來投資辦學。由於不肯放棄嚴控辦學許可證的既定政策，那麼只有前面一種選擇了。然而，從媒體的報道看，北京市教委在作出這一選擇的時候並未打好前提，因為其“不讓任何一名隨遷子女因學校拆遷而失學”的承諾沒有嚴格得到兌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僅僅指責暴露了眾多弊病的打工子弟學校，顯然無法讓得不到權利救濟的學生獲得足夠安慰。
鑒於北京市教委的直線型風格，學者們都喜歡提及打工子弟學校問題上的“上海模式”。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上海已經100%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教師工資也基本都由市教委統一制定標準和發放。其通過政府補貼和監管，使原先的民營打工子弟學校轉變為非營利性學校，沒有強行取締過一所學校，經過三年時間至今已實現平穩過渡。
可惜上海模式雖好，恐怕非北京所能接受，因為北京市教委主任早就表示，無度接收打工子弟會形成“窪地”效應，教育辦得越好，越是免費，來的人員就越多。其言外之意是，一個城市可以把教育辦得很好和免費，但是否能夠享受這樣的教育卻有著先天的資格門檻。如果隱藏著借助關閉打工子弟學校，使打工子弟無書可讀，從而達到限制城市人口的深層動機，在這個時候，人們卻去與其大談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100%實現免費義務教育的“上海模式”，豈非緣木求魚？
文章最後稱，城市的容載量當然是有限的，但真要讓每一個城市和其中的所有居民達成和諧，首先應該使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均衡化，舍此而利用行政力量限制人口甚至變相採取驅離手段終究會滋生更多的負面效應。這一點不能不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