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見，如果反對派政府正式執政，部落矛盾的重要性有可能急劇上升，這些部落並不熟悉現代民主社會的組織原則，他們不會像黨派政治一樣理解政府，而是從部落利益劃分上理解政府，那麼存在著激進衝突的可能。所以國際社會必須要認識到，利比亞反對派政府在組織協調上是脆弱的，在短時間內，利比亞很可能形成不了一個能夠恢復秩序的政府。
利比亞也許會採取某種類似於埃及的軍管會制度，目前的反對派陣營的領袖例如“全國過渡委員會”主席賈利勒並不具有對軍事人員的控制力，“自由軍官組織”是目前實權派，被刺殺的尤尼斯就是其中一員。像剩下的邁哈邁德和吉納姆，他們都屬於“舊＋新”，既參加過1969年卡扎菲的和平政變，現在又加入利比亞的“217革命”，他們的思維其實並不新，如果軍管會制度作為利比亞的暫時政治秩序安排，意味著利比亞其實蛻變成一個“隱形的多軍人政府”，也許會有民主投票，但民生方面、生產恢復方面都會比較慢，甚至會暗中壓制政治自由。社會停滯將成為一個典型的特征。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既不是部落衝突，也不是軍管過渡，而是版圖分裂。這是部落社會國家常見的一種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相當於利比亞被“肢解”了，也許對於部落社會來說沒什麼，但對於那些跟利比亞做生意的國家來說，他們過去的合同全部作廢，這是災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