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元貶值對提振美國出口和經濟效果有限。上世紀中後期，美國擁有以工業資本為支撐的經濟霸權，依靠美元貶值促進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之一。然而自上世紀末以來，美國逐步從工業立國轉向金融立國，金融服務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體，傳統製造業已不是美國經濟最重要增長點。近兩年美元指數雖然一路走低，奧巴馬總統提出的出口倍增卻仍無明顯效果。美元貶值非但不能提振美國經濟、改善債務質量，反而加重民眾負擔。
其次，美元發行機制已經發生轉變。美元發行機制已由傳統的“對外投資渠道投放，國際貿易渠道回收”，轉為美國進口商品和服務投放美元，發行債務、提供信用保證等渠道回收。這意味著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出口創匯”後，將多數美元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及其他美元標價金融產品。因此，美元愈貶值，美國總債務規模反而愈大，美國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水漲船高。
其三，美元貶值只會引發國際貨幣貶值競賽。歐元之父蒙代爾曾指出，只要人類經濟體系在運行，各國就不可能不尋求匯率相對穩定。在浮動匯率制下，每當美元出現大幅波動，其他貨幣必然“隨波逐流”，政府通過干預匯率，保護本國經濟。“廣場協議”重創日本經濟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干預匯市列為重要的政策選項。一旦政府干預充斥市場，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無疑將使國際經濟金融活動扭曲。國際貨幣體系將陷入美元貶值—其他貨幣貶值—美元規模膨脹的惡性循環。屆時，各國將更急於將手中美元轉換為美元標價的債權、股權等各種資產，最終將使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私人、國家債台雙高困局難以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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