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中東的政策困境只是美國外交中利益和道義混亂衝突的縮影，美國的外交既理想主義，又實用主義，雙重標準甚至多重標準嚴重，它的唯一不變的習慣，是要求各國、特別是小國對它的服從。冷戰後逆美國意志而動的小國，都遭到了制裁和打擊。
巴解組織這次不顧美國反對要求入聯，是反抗美國的一股巧勁，它給美國製造的難堪，讓華盛頓有苦吐不出來，而支持者之眾，為巴解贏得一個相對主動的政治位置。這是一次以小博大，之所以能博得動，是因為擊中了美國中東政策的痛處。
美國需要一個清晰的外交教訓，並借此對自己的外交思想和實踐做一次認真清理和反思。近些年的美國相當喜歡在世界各地管事，但世界在變化，美國的眼光卻十分陳舊，政策的主導力量經常是慣性，一些搞不懂世界是怎麼回事的議員極大影響了美國輿論和意識形態的方向，奧巴馬宣揚的“改變”成了空話。
美國的巴勒斯坦政策既跟尊重中東多數人意願的民主原則相衝突，也跟聯合國有關決議明顯不符，美國中東政策的形成過程幾乎就是其國內親以色列力量搞定國會和政府的過程，與中東現實中的對錯關係不大。美國的很多具體外交政策都充滿了紕漏，常常是既損人又不利己，但美國很少有興趣花些力氣，主動做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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