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表示，從歷史角度，中東以巴衝突的根源，在於歐洲基督教文明的反猶主義罪孽，要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買單。隨著阿拉伯之春後底層民意的聲張，以及伊斯蘭組織通過議會道路進入政治主流，二戰以來歐美通過收買穆斯林世俗精英和上層領袖，來換取中東和平的外交政策走入了死胡同。再加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夢想破滅，轉向面對穆斯林世界的新奧斯曼主義，半個多世紀來耀武揚威的以色列，逐漸陷入周邊伊斯蘭世界敵意的汪洋大海。
換言之，以色列在中東的長治久安，日益仰賴於歐美的支持，而成為“白種人的負擔”。
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申請，迫使各成員國的投票攤牌，將會體現這一“白種人的負擔”，以及歐美不同的兩難處境。
在歐洲，直接製造猶太人災難的德國，已經表示出於歷史罪責，而必須投票支持以色列。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的英法兩國，以及其他歐盟國家，雖然並無直接的歷史包袱，但是卻受到華盛頓巨大的外交壓力。
文章稱，如果歐洲公開支持以色列，那麼在阿拉伯和穆斯林民意中，北約投機利比亞戰爭的紅利會化為烏有，不僅站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對立面，還冒犯歐洲本土上不斷增長的穆斯林人口。前芬蘭總統阿赫蒂薩裡（Martti Ahtisaari）和前北約秘書長索拉納（Javier Salana）因此聯名在《紐約時報》上呼籲：歐盟應該一致投票支持巴勒斯坦的聯合國申請。但是如此一來，大西洋兩岸會出現公開的隔閡。因此估計至少英法在安理會很可能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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