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國家需要”。“國家需要”涉及對“國家利益”的看法，也涉及領導人對自己歷史定位的看法。或許有人會說，馬在第二任會尋求其歷史定位。這又牽涉到一個問題，即馬英九自己認定的歷史地位是甚麼，對“國家需要”與“國家利益”的看法是甚麼？是兩岸和平協議還是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前途自決等已表明的立場？常理來說，要處理和平協議，必然要在主權問題上有所妥協與共識，在治權問題上也必須尋求相互接受的方式，而不再是“各自表述”。如果兩岸都滿足於現有各說各話的“九二共識”，那麼也沒有必要再簽署和平協議，讓未來的兩岸關係繼續在主權、治權“各自表述”的情形下發展即可，也符合台灣方面現階段的“國家需要”。如果馬英九認為他的歷史地位就是維持這樣的“九二共識”，那自然也就不需要和平協議了。
另外而個馬英九沒有提到的因素：
首先是“現實政治”的變遷。民主政治有一個說法，在過了第二任的一半時，就很容易形成跛腳“總統”，特別是缺乏個人政治魅力者更容易如此。我們不知道，馬在第二任會否也變成跛腳，但是他在重大問題上的決斷權力，一定會隨著他任期的愈來愈短而逐漸減弱。如果這個邏輯是正確，馬英九要貫徹其簽署和平協議的意志力空間也愈來愈小了。
最後一個結構因素就是北京了。大陸未來的領導人是否需要時間調適？兩岸和平協議需要更多時間醞釀，而這時已經是馬第二任的後期了，上面一個因素的制約又更明顯了。
筆者在今年8月號的《中國評論》月刊撰文討論2012年以後會否有兩岸和平協議。當時有期待但是有些悲觀。看到馬英九政府的“三原則”，有感兩岸和平協議恐真是長夜漫漫，兩岸知識菁英應該要更多努力呼籲了。
（中評社特約作者張亞中為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