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0日電／廣州農村基層選舉中出現的“賄選”現象，已嚴重影響部分地區的基層民主建設。昨日，廣州市社科院“賄選”報告的主要作者、廣州市社科院黨組書記李江濤，就“賄選”現象發表看法。李江濤認為，賄選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不能因為出現賄選從而否定基層民主建設，賄選的出現正是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所必須支付的成本，應該通過立法等手段來控制賄選的產生。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李江濤說，廣東省從1998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以下簡稱“一法兩辦法”)，對於建立基層民主制度，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實際應用過程中，規範了農村基層選舉的過程，促進了基層民主建設。
但基層民主建設，絕非一蹴而就。隨著制度的逐漸健全，當初出台法律法規所未考慮到的情況也逐漸顯現，“賄選”即是其中一種。李江濤認為，這既與“一法兩辦法”本身只有原則性規定，無法在微觀操作層面規範具體的選舉行為有關，也與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程有關。
“賄選”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發展後，利益驅動的結果。比如最開始時村民們需要的是一個領路人，隨著經濟發展，這個領路人的角色，則有可能轉換為集體經濟的掌管人，其中的利益尋租空間，足以讓部分人以身試法，通過“賄選”手段，攫取更大的利益，而在同時，相關法律法規，也沒有辦法對其進行很好的規範，“賄選”的出現，也就不難理解了。
儘管如此，李江濤表示，不能因為賄選問題的出現，而否定基層民主建設的成績，“賄選是基層民主建設中，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這種代價包括制度完善過程需要的時間、因為諸如出現“賄選”之類的現象所必須面對的批評、責難和挑戰。但也只有付出過類似的代價，才有可能將基層民主制度進一步完善，“至少已有的經驗表明，民主制度仍是迄今人類找到的最好的制度”。
因此，我們應該正視農村基層選舉中的“賄選”現象，不要坐視“人民當家做主”變成“人民幣當家做主”，通過完善基層選舉制度和相關法律法規，比如地方立法，遏制和糾正這類現象，推進基層民主建設，而不是倒退到“村民自治”之前的狀態。 |
